張文木自己也不清楚什么時候國外把他稱作“中國學界鷹派人物”，當2000年張文木在傳媒公開“槍桿子里面出大國”主張后，“鷹派張文木”的尖叫聲在國外更是甚囂塵上。
張文木是在接受《華聲視點》雜志采訪時說這番話的，當時他說：“我覺得，目前中國的歷史進步已從‘槍桿子里出政權’階段進入‘槍桿子里面出主權 ’階段。因為，中國現在已經到了不進則退的關鍵時刻……中國現在還不夠強大，但完全有條件成為大國。而要成為大國，就必須有打大仗的能力與準備。”
為了更完整地發(fā)表自己的主張，他還強調：中國目前要做的首先應該是軍事上的準備，任何對話和談判都是以實力為后盾的。而實力首先是軍事實力。我們絕不能等到有了“敵人大規(guī)模入侵”時再作軍事準備。
其實“槍桿子里面出大國”的主張一直貫穿了張文木的學術研究。1997年張文木獲得法學博士學位后進入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所，就中國安全戰(zhàn)略問題發(fā)表了一系列在外界看來十分“激進”的文章，引起中國高層的重視和社會各界的關注。特別是科索沃戰(zhàn)爭期間，張文木看到了經濟革命引起的現代戰(zhàn)爭模式的改變。那還是在科索沃戰(zhàn)爭初期，有不少人把這場戰(zhàn)爭與朝鮮戰(zhàn)爭和越南戰(zhàn)爭進行比較，認為美國正在面臨越戰(zhàn)式的災難。而張文木卻持相反的判斷，他認為，這是 “一場克勞塞維茨式的傳統(tǒng)戰(zhàn)爭理論與現代高科技信息戰(zhàn)爭理論所進行的有史以來最認真的較量”，美軍不會陷入“越戰(zhàn)式的災難”。戰(zhàn)爭的結果正如張文木的判斷。
由科索沃戰(zhàn)爭，張文木聯想到世界軍事技術革命對中國未來安全的影響。他認為，由于科技革命已使戰(zhàn)爭模式完成了從制陸權到制海權再到制空權的立體轉換，在新世紀的戰(zhàn)爭中決定戰(zhàn)爭勝負的主要因素不取決于一國陸軍的數量和作戰(zhàn)能力，而取決于該國的海軍和空軍的高科技含量及由此形成的作戰(zhàn)能力，誰掌握了外層空間繼而深層海域的監(jiān)控技術，誰就掌握了低層空間的制空權和制海權，誰就掌握了戰(zhàn)爭的主動權。因此他提出：“中國必須迅速將目前以本土防衛(wèi)為主的國防模式調整為以制海權和制空權為主的國防模式。否則，就不能確保中國在21世紀的國際政治斗爭中立于不敗之地。”
人們在閱讀張文木的文章時，發(fā)現“發(fā)展權”和“海權”兩個詞出現得比較多。這兩個詞又是相互關聯的，“海權”是一個國家生存和發(fā)展的必要前提，而“發(fā)展權”則是國家生存最核心的部分。我們也可把這兩組詞視為張文木戰(zhàn)略研究中最核心的部分。
張文木看到，近代中國政府被迫失去主權的戰(zhàn)爭都不是敵人全面和大規(guī)模入侵的戰(zhàn)爭。國家的綜合國力只有在無限和全面的總體戰(zhàn)爭中，才能發(fā)揮作用。而經驗表明：往往正是局部戰(zhàn)爭的失敗才導致國家的失敗。打贏局部戰(zhàn)爭的關鍵并不是綜合國力而是軍事技術及由軍事技術決定的軍事指揮藝術。在未來戰(zhàn)爭中，物與物的沖突已代替?zhèn)鹘y(tǒng)地位的人與人的沖突；在遠距離空中和海上打擊后，并在對手已絕無反擊能力的條件下，入侵者才會發(fā)動地面戰(zhàn)役。對目前的中國而言，如果沒有海權，對臺灣和南沙充其量只能有名義而非事實的主權；但若因軍力不濟而導致戰(zhàn)爭失敗，則很可能徹底失去與這些地區(qū)的主權聯系。因此，中國現在必須迅速加大國防與軍事力量的建設�！拔覀円矐摯_定‘周邊事態(tài)’的概念。當周邊事態(tài)有可能威脅我們時，我們也應確定‘主動出擊’的觀念。絕不應把未來的戰(zhàn)爭引入我們的領土，而應該直接引入敢于跟我們敵對的國家境內�！�
他看到19世紀英國的資本擴張給法國帶來了一系列問題，結果造成法國在與英國的對抗中崛起，成為資本全球化和國際力量多極化進程中的第一極。緊接著德國、美國、日本這幾極都出來了，并且都是打出來的。目前的中國也面臨著這種形勢，因為中國需要爭取發(fā)展權。
張文木眼中的“發(fā)展權”，從經濟的角度看，“至少包括在世界范圍內自由貿易不受侵害的權利”。而贏得這種權利的關鍵是自由和平等地利用世界貿易必需的交通線，特別是海上交通線的權利。如何保障這種“發(fā)展權”呢？張文木推出來的結論是：“需要槍桿子來捍衛(wèi)�！�
正是張文木的這個推論引起世界一些國家對他的猜疑，有人稱他是中國最具“野心”的知識分子，于是“強硬學人”“鷹派人物”的帽子向他飛來。美國中央情報局甚至懷疑他有中國軍方的背景，結果發(fā)現他與軍方毫無瓜葛。
面對國外一些人士對他的評價，張文木很平靜。在他看來，愛好和平的中國基本上不存在所謂的“鷹派人物”，中國從來沒有侵略過別國，也一直在避免戰(zhàn)爭，但是中國有保衛(wèi)自己國家和礪志圖強的權利，有與其他國家一樣享有平等的、不可侵犯的“發(fā)展權”，在這一點上，中國只有“有良知的知識分子”，沒有 “學界的鷹派人物”。
中國國家的邊界安全已達底限
張文木沒有神秘的家庭背景，也沒有離奇的人生歷險。1957年他出生于陜西，1975年和當時的城市知識青年一樣下鄉(xiāng)插隊勞動，1979年考入西北大學，后在天津師范大學、
山東大學攻讀碩士和博士學位，1997年成為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所的研究人員。
在18年的求學生涯中，張文木一直對美國海軍軍官馬漢懷有某種敬意。
馬漢曾參加過美國內戰(zhàn)，他在著名的“海權論三部曲”中第一次提出了以爭奪制海權、控制海洋、消滅敵人艦隊為首要任務的海權理論，認為海上貿易是致富的重要途經，是民族繁榮和強盛的主要因素，因此任何一個大國都要有自己的海上活動自由，控制海洋。而控制海洋的前提是國家要擁有足夠的商品進行海上貿易，擁有足夠的商務船只和基地，擁有足以保護海上交通線的強大海軍。
馬漢的“海權論”對世界產生了極大的影響，促使美國、日本、德國、俄羅斯等國海軍的大規(guī)模發(fā)展，尤其為美國的海外擴張創(chuàng)造了前所未有的條件。馬漢被稱為“帶領美國海軍進入20世紀的有先見之明的天才”。
張文木曾認真地讀完《海上力量對歷史的影響，1660-1783》《海上力量對法國大革命和帝國的影響》《海上力量的影響與1812 年戰(zhàn)爭的關系》三部偉大的著作，對中國人的海權觀表達了深深的憂慮。
1999年3月23日，科索沃戰(zhàn)爭爆發(fā)，張文木又想起中英
鴉片戰(zhàn)爭和中日甲午戰(zhàn)爭。他在思考一個問題：在中世紀（至少唐朝以后)曾是世界超級大國的中國，為什么會在近代被打��？
他俯察中國版圖，發(fā)現了一個有趣的事實：除北方外，中國四周均受大自然很好的保護。在沒有飛機的古代，西部、西南部的
昆侖山和喜馬拉雅山，就是一道無法逾越的屏障。如果沒有這道屏障，當年從地中海打到印度的亞歷山大就很可能進一步在中國西部或西南部留下足跡。另一方面，中國又受著東海和南海的天然保護。在沒有遠程航海技術的古代，征服大海遠比征服中國更困難。因此，中國自古就沒出像英國那樣的海軍，更沒有、也無必要建設像英國那樣的海權國防。
中國本質上算一個內陸大國，但海岸線又很長。盡管中國的軍事發(fā)展取得了長足的進步，但即使到了20世紀，中國人的海權觀依然十分薄弱。
張文木認為中國海權觀之所以薄弱是與明朝時海權的失落密切相關的。中華帝國政治體系以政治文化取向為主，有別于軍事經濟取向的西方社會。當達· 伽馬重新開通東西方貿易通道、哥倫布發(fā)現美洲，歐洲人由此掌握了制海權的時候，中國幾乎一直堅持著北向政策。這一方面是因為中國的經濟基礎以農業(yè)為主，另一方面是因為數千年來，中華文明承受著來自北方匈奴、突厥、蒙古的巨大壓力。明朝時鄭和下西洋成為中國人走向海洋的一個起點，但卻是
曇花一現。明朝集權的中央政府的政治文化取向，使得政府不得不將國家經濟當成軍事的基礎，重農輕商，無法形成繁榮的市場經濟。又因為儒生階層倡言“王道”，限制統(tǒng)治者的對外擴張，使明朝最終放棄了海權。
而正因為從明朝開始，中國的海權意識一直沒有建立起來，致使中國吃盡苦頭。張文木看到中美這方面形成鮮明的對照。19世紀80年代時，中國和美國當時的海軍都很弱�？删驮谇逭笤祛U和園時，美國卻在迅速發(fā)展海軍，到了19世紀末20世紀初美國的海軍已經成為了世界第二。中國和美國在海權上的不同認識使得中國在甲午戰(zhàn)爭中失敗，而美國則得到夏威夷、占領古巴和菲律賓，繼而在東太平洋上獲得相當的海權利益。
事實讓張文木不得不感到海權利益的至關重要�！昂＼婈P乎中國的海權，海權關乎中國的未來發(fā)展。”在他看來，沒有海權的大國，其發(fā)展是沒有前途的。他提出：“沒有一支強大的海軍，中國就肯定沒有偉大的未來�！�
張文木看到，近些年來，世界興起兩大經濟圈：“大西洋經濟圈”和“環(huán)太平洋經濟圈”。盡管世界經濟不景氣，但海洋經濟一直保持10年翻一番的高速增長勢頭，中國也出現了“環(huán)海經濟圈”，崛起了環(huán)渤海、長江三角洲和華南3個巨大的港口群。近15年，中國海洋經濟每年的發(fā)展速度高于國民經濟的平均發(fā)展速度，到上世紀末，中國海洋經濟已超過2500億元。由此可以看出，21世紀的海權已超越了以往那種只停留于保衛(wèi)商船航行及海外領地權益上的海權。他深深感到，走向世界的中國對海權的訴求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強烈。
張文木看到，原來美國人對歐洲十分在意，盡管現在歐盟勢力有所擴展，但美國對歐盟并不那么介意了，這是因為美國人看到歐盟只能在分而不散中“融合”而不能統(tǒng)一，融合本身不足以形成挑戰(zhàn)美國的力量。但中國的情況則與歐盟不同。目前世界的常規(guī)資源總量可能不足以在東方再支撐一個新“歐洲”出現。而中國經濟發(fā)展一直與資源消耗成正比例上升，這更使中國經濟與世界資源產生了不可斷絕的聯系，而獲取世界資源的前提條件是必須擁有強大的海權。在這方面，中國也就與美國的世界霸權產生了難以調和的沖突。
于是，張文木公開提出這樣一種觀點：中國國家安全的焦點是海權問題。而中國與世界惟一超級大國美國的矛盾的關鍵也就是海權問題。
張文木所說的“中國海權”，指的是建立在外層空間衛(wèi)星監(jiān)控技術引導下的導彈遠距離精確打擊和準確攔截能力之上的海上自衛(wèi)權利，不是“美國式”的霸權。
霸權就是排斥別國的自主發(fā)展權，是發(fā)展權的國際壟斷。張文木看到美國開始時也是反霸權的資本外圍國家。比如它反英國，開始是正義的，但自從它入侵菲律賓和占領古巴之后，它與西方列強的矛盾就成了非正義的世界霸權之爭了。美國進入遠東后，在與其他列強的關系上，開始還是低姿態(tài)。比如它剛到中國，只提出通商自由的要求；但隨著它貿易的發(fā)展和海上力量的加強，特別是到二戰(zhàn)之后，隨著英國退出世界霸權地位及蘇聯解體，美國就成了世界獨一無二的霸主。這時它開始排斥其他國家，特別是南方國家的發(fā)展權。他今天打伊拉克，明天又打南聯盟；在海上拉幫結派，形成對海上通道的絕對壟斷。這都是當代中國人為保衛(wèi)自己正當的發(fā)展權利而不能不反對的霸權行徑。
中國要爭取海權，就必須反對美國的霸權。這樣，霸權與反霸權，成了中美矛盾的本質所在。
但是在許多場合，很多人把國家的“領土邊界安全”和“國家安全邊界”這兩個既有聯系但又相互不同的概念混淆使用，往往把一國的安全邊界的擴展混同于領土邊界的擴張，因而稱之為“威脅”。張文木指出，這是錯誤的。因為任何一個進入市場經濟的國家都有主權范圍內的利益和主權范圍外的利益，即融入世界的利益及其安全需求。因此，只要不擴張領土邊界和侵犯他國的主權，那么，在尊重國際法基本原則的基礎上，為自衛(wèi)在全球范圍延展其安全邊界的行為，就應當被看做正常合理的國家行為。
張文木有一個著名的“常數與變數論”，他說，假設國家領土是一個常數，領土邊界安全則是一個基于國家安全邊界推展的近乎無限的變數：國家領土邊界安全度取決于該國的安全邊界在世界范圍推延的廣度和深度；一國領土邊界安全系數與國家安全邊界的系數的比值便是該國的國家安全值。假設一國的國家安全邊界系數與領土邊界安全的系數比值大于1，那么，這個國家則相對比較安全；如果小于1，則說明該國處于非安全狀況。如果等于1則說明該國安全邊界與領土邊界重合，國家的邊界安全已達底限，處于被動防衛(wèi)的境地，并具有相當程度的脆弱性。
古往今來，有很多的例子印證了張文木的觀念。比如1962年赫魯曉夫在古巴部署導彈，美國人恐慌得不得了，覺得隨時受到威脅，沒有安全感；而1950年美國出兵朝鮮，中國人也覺得影響了自己的安全。
因此，張文木認為，在國際斗爭中，沒有外延空間保證的安全承諾是絕對靠不住的。這個空間的外延就是一個國家應當具有的安全邊界。安全邊界的擴展并不意味著國家領土的擴張，但它卻意味著國家領土邊界安全系數增高。就像中國人打贏了朝鮮戰(zhàn)爭，中國東北地區(qū)的和平形勢一直保持至今，但中國并未擴張半寸領土一樣。
海權的核心問題是海軍問題。張文木呼吁，當代中國海軍一定而且必須像19世紀末美國海軍一樣，也要有一個快速的和大規(guī)模的發(fā)展。
有人曾問張文木，現在中國海外貿易在沒有海權的情況下不是發(fā)展得挺好嗎？張文木聽后頗為驚訝。他舉了一個例子來說明這個問題：如果有一天，美國像對待南聯盟那樣，隨便給中國找一個莫須有的借口，對中國實行禁運，中國怎么辦？現在中國經濟1/3，甚至1/2的部分依賴海外市場拉動。一旦遭到禁運，這時已發(fā)展起來的巨大的生產力就會反過來成為毀壞我們國家的一種力量�！皬姶蟮纳a力一定要有它暢通的吐故納新的渠道，它需要國際市場；因而它必須走向世界。沒有這兩條，在市場經濟中已解放出來的巨大生產力，對國家反倒是很危險的事”。
在張文木看來，中美之間的矛盾焦點并不在于意識形態(tài)，相反倒是中國進入市場經濟和民主政治的軌道時，中美矛盾尤其是海權方面的矛盾才開始尖銳化的。確切地說，中國的海上自衛(wèi)權跟美國的海上霸權存在著潛在沖突。中國要走向世界，要進行自由貿易，就必須保護海上線路的安全。布熱津斯基在《與中國相處》一文中說：“中國目前的局勢與1890年前后的德意志帝國相比較則有某些重要的相似之處。”張文木倒覺得今日中國更像100多年前的美國，我們應在開拓國際市場、保護海上線路方面向早期美國學習。
中國臺灣問題，與100多年前的夏威夷問題并不一樣，它是中國主權范圍內的問題；但如果中國臺灣位于別的什么地方，比如說中國東北邊遠內陸，臺灣問題并不會演變成中美關系中的焦點問題，美國也不會對它那么關注。從這個角度看，與100多年前的夏威夷問題一樣，目前臺灣問題還包含著中美之間的海權之爭──這與當年美國反對英國在東太平洋上的海上霸權一樣。沒有臺灣，中國就沒有進入太平洋最起碼的和有安全保障的可能；而沒有海權當然中國也就在相當程度上喪失了發(fā)展權。從這個意義上說，捍衛(wèi)中國正當的海權就是捍衛(wèi)中國的發(fā)展權。
反對美國“
癱瘓戰(zhàn)”，加強中國外交的強硬度
中美關系的走向一直牽動著人們的心。關于美國對于中國的態(tài)度，目前國人存在著兩種思路：一種人認為，美國人不希望中國發(fā)展；另一種人認為美國希望中國強大。
張文木認為，這兩種想法都不準確。在他看來，美國人在中國的發(fā)展問題上不選擇兩個極端。
美國并不反對中國發(fā)展，但它希望中國最好就在國內發(fā)展，也就是說在不大量使用國際資源的前提下發(fā)展。美國人只允許你在自己家里找吃的。如此這般，等中國發(fā)展起來了，中國也就把自己的資源吃光了。
但美國也不愿讓中國徹底垮掉。如果中國徹底解體，日本、印度、俄國都起來了，亞洲大陸力量均勢打破了，那將是世界的災難，屆時美國還得費力填補力量真空。
那么美國人到底想干什么呢？美國人想癱瘓中國。張文木稱這是軍事上“癱瘓戰(zhàn)”的政治運用：讓中國處于半死不活，既發(fā)展又不能健康發(fā)展的狀態(tài)。
因此可見，美國容納中國發(fā)展的限度是中國絕對不能對它的海上利益形成挑戰(zhàn)，同時還要中國有力量幫它牽制住其他亞洲大國的崛起，防止亞洲地區(qū)出現一個絕對可以與美國抗衡的國家。
張文木知道，從地緣力量對比看，美國接受中國崛起的最后底線，是中國更像現代歐洲而不像中世紀和近代歐洲。中世紀的歐洲是混亂和血腥的，近代的歐洲是壓迫美國的，現代歐洲那分而不散的國家組織形式使其既不能形成對美國的挑戰(zhàn)，又能牽制住俄國再次與美國爭奪世界霸權。
中美之間的矛盾是中國外交中最為突出的問題，但張文木認為，中美矛盾是國家現實利益而不是長遠利益的沖突。現實利益在多數人的眼中，總要重于長遠利益。他舉例說，卡特總統(tǒng)想的是人類的長遠利益，卻被勃列日涅夫的現實主義在國際舞臺上打得落花流水；戈爾巴喬夫想的是長遠利益，但與美國現實主義交手后，迎來的卻是蘇聯解體和獨聯體各國人民的艱難。即使如此，美國人也并未就此罷休，它反倒變本加厲實行北約東擴，繼而軍事打擊伊拉克和南聯盟，現在又調頭直逼尼克松曾請求聯盟的中國，拿臺灣作籌碼，只要有重要利益，美國就會動手。
張文木看到，中美飛機相撞事件及美國軍事打擊阿富汗的行動再三表明，在中美矛盾中，中國的安全邊界與領土邊界接近重合，這本身就是極危險的。確切地說，如果將中國臺灣地區(qū)的主權安全也考慮在內的話，中國東部安全邊界若不能擴展到太平洋中部即東經150度，中國就沒有可持續(xù)的安全保障；如果中國安全邊界不能擴展到臺灣東部即東經125度海區(qū)，那么中國就不能保障在臺灣地區(qū)的中國主權安全。中國的西部安全邊界若不能擴展到中亞富油區(qū)，中國就不能保障未來經濟發(fā)展必需的石油和天然氣的穩(wěn)定供應。美國軍事介入阿富汗的直接后果之一就是從上游源頭上扼住中國發(fā)展必需的能源進口線路。
他記得馬漢曾說過這樣一句話：“一根鏈條的強度實際上是由其最薄弱環(huán)節(jié)的強度決定的。”中美撞機事件就發(fā)生在中國經濟發(fā)展重心的邊緣，阿富汗戰(zhàn)爭又發(fā)生在中國石油進口的關鍵地區(qū)，而這兩個地區(qū)都是我國安全鏈條中較為薄弱的環(huán)節(jié)。2001年6月21日美國國防部長拉姆斯菲爾德在美參議院軍事委員會上說：“作出軍事調整的最安全和最佳的時刻是你獨占鰲頭的時候，而最危險的時刻是等到一個富于創(chuàng)新的競爭對手來臨并找到方法來打擊你的時候�！爆F在美國確已獨占鰲頭，而中國正在崛起之中，因此，張文木認為中國在往最好處努力時，不能不作好最壞的準備，尤其是軍事準備。
有人認為，美國是世界上惟一超強的國家，中國則是一個發(fā)展中的國家，兩國實力懸殊，難以較量，中國順著美國一些，成為它的朋友，這樣可以降低安全風險。
張文木告誡人們，在美國人的國際政治詞典中，“朋友”的含義，永遠只能是打不敗的對手�？纯茨壳暗钠邍瘓F，其中大多數都是打進去的，而不是僅僅憑市場擁有量和平地擠入的。從中國未來大戰(zhàn)略考慮，中國永遠也不需要徹底打敗美國的力量，只需要在全球范圍，至少在其主權范圍內擁有有效的自衛(wèi)的力量。但從美國的角度看，中國只有成為美國人打不敗的對手，才有可能成為美國的朋友。因為“辯證法是歷史邏輯的精髓，而國家利益則是歷史邏輯發(fā)生的起點。沒有實力的朋友最后為有實力的朋友所拋棄，而有實力的對手卻成了朋友，這似乎是霸權政治的行為規(guī)律”。他舉了一個例子，20世紀70年代，尼克松之所以跟毛澤東打交道，使中美關系正�；�，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美國看到中國是一個不可屈服的對手，美國在與當代中國的較量中，如果認識到中國是一個無法戰(zhàn)勝的對手，中美關系反倒會好轉。而歷來順從美國的如吳庭艷、戈爾巴喬夫和葉利欽等最后都成了犧牲品。
張文木也曾換一個角度來思考，就是像有些人主張的那樣“順著美國走”，但他馬上發(fā)現這種想法完全是癡人說夢，不切實際，最根本的一點，中國“怎么可能接受美國的底線呢”？很明白，美國的底線不僅是讓中國放棄臺灣、南沙，而且還有西藏，甚至還不止這些。這樣的中國還叫中國嗎？
從歷史的經驗教訓中，張文木深刻認識到：“在外交這副天鵝絨的手套里要藏有鐵掌。中國只有脊梁強硬，和平的機會才會更多；只有做好準備，才有可能爭取到和平。對一個國家而言，在國際斗爭中至少應有可以還手的軍事實力。歷史經驗表明，在軍事安全領域讓步的國家是絕無出路的�！�
全面發(fā)展軍事力量，質疑“只準備打‘有限戰(zhàn)’”
張文木是最先直接表明“要準備打仗”的知識分子之一。這使他面臨來自國內外的壓力。但很多人都不能忘記張文木曾經說過的一句話：亡國的那種感覺是不能用言語表達的。
1999年中國駐南斯拉夫大使館遭遇北約的野蠻轟炸，兩年后美軍偵察機又在南海上空制造撞機事件，而日本提出的“周邊事態(tài)法”，李登輝“兩國論”，美國的TMD、NMD 計劃，北約繼續(xù)東擴等一系列事件的出現，已使中國面臨了巨大的安全壓力。張文木就是在這樣嚴峻的國際環(huán)境下敲響人們心中的戰(zhàn)爭警鐘的。
為什么要有戰(zhàn)爭的準備，因為中國要爭取到自身的發(fā)展權。
“發(fā)展權”一直在張文木的國家安全戰(zhàn)略思維中占有最重要的位置。2000年10月，張文木的《中國新世紀安全戰(zhàn)略》出版后，在國內外引起強烈反響。這部著作可稱得上是張文木若干年來有關國家安全戰(zhàn)略思想的大梳理，它從歷史的角度，從政治、經濟、國防等多個層面分析了中國在新世紀面臨的嚴峻形勢，其主旨仍然是有關中國“發(fā)展權”的戰(zhàn)略問題。同年發(fā)表在《戰(zhàn)略與管理》上的一篇題為《中國國家安全哲學》可以說是張文木闡述國家安全的又一次思想發(fā)酵。
張文木的后一篇文章提出了“中國國家安全哲學”的概念，新穎獨到，別開生面。他認為，國家安全的最高目標是保衛(wèi)國家主權，而保衛(wèi)國家主權的最高表現則是保衛(wèi)國家的生存權和發(fā)展權。由此推理，“國家安全”──不同于“公共安全”──就不應當是一個涉及社會個體安全的概念，而應當是一個只涉及國家及國家主權安危的概念；“國家安全”也不僅僅是國家主權中自保權存在的一種狀態(tài)，它更是國民集體要求保衛(wèi)自身生存和發(fā)展安全權利即自保權的合理延伸。
張文木看到，以往中國人對國家安全的認識，更多地側重于國家的生存安全。在這種認識中，本國的安全與世界的安全是相對分離的。而美國人不是這樣，美國人為什么在世界各地到處插手，因為美國人對國家安全的考慮，是從世界的范圍來看問題的；對地緣戰(zhàn)略的制定，美國人的視角是如何控制海洋及海上關鍵島嶼；對國家經濟、政治戰(zhàn)略的制定，美國人的視角是如何控制世界市場及能源資源關鍵地區(qū)；美國國內問題的解決，更多地也是從國際問題的解決入手的。由此，張文木認為，只要采用市場經濟體制，不管其國體如何，它們必然要從世界的角度考慮其固有的發(fā)展權的問題。中國新世紀的國家安全應當主要是一個以維護中國發(fā)展權為核心的世界性的概念；對中國國家安全的關注，應當從傳統(tǒng)的維護本土安全，轉變?yōu)榫S護已走向世界的中國政治和經濟利益安全；中國的發(fā)展利益走到哪里，中國的安全觀及其實現手段就應輻射到哪里。
這樣做并不意味著中國要與其他國家“爭霸世界”，中國不存在對其他國家發(fā)展的壟斷權，只謀求自身發(fā)展權。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發(fā)展權，從經濟的角度看，主要是一國在世界范圍的自由貿易不受侵害的權利。而贏得這種權利的關鍵是自由利用世界貿易必需的交通線，特別是海上交通線的權利。中國既然選擇了市場經濟，那它就必然要擁有自由貿易及對自由貿易加以保護、特別是軍事保護的權利。
在他看來，中國“不稱霸”的外交政策不應被理解為放棄中國主權中固有的必然要走向世界的發(fā)展權，而應被理解為中國在爭取和捍衛(wèi)自己所擁有的必將融入世界的發(fā)展權──發(fā)展權只能是世界范圍的發(fā)展權──的同時，不僅不排斥而且還要與其他國家平等地享有各自的發(fā)展權。反對霸權主義與保衛(wèi)平等的發(fā)展權，是一對不可分割的概念。對中國──乃至對所有南方國家而言，不反霸則不能求發(fā)展，求發(fā)展必然要反霸。但是，“批判的武器當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質的力量只能用物質的力量來摧毀”，反霸，至少要有與霸權不至過于懸殊的力量，尤其是軍事力量。在這一點上，今天的許多人過于相信“國際法”的作用。然而“在當今世界上，光有法律而沒有力量就得不到公正；法律的合理與否不取決于力量，但其有效性要由后者賦予”。用強力保衛(wèi)自己應有的海外平等自由發(fā)展的權利，而不是動輒以“制裁”的方式剝奪他國的這種權利，這正是中國既要崛起又要堅持反對霸權主義的原則界線所在。
中國要崛起，中國要追求自身的發(fā)展權，當會受到來自美國等強權勢力的挑戰(zhàn)。就像張文木所言，美國不希望中國垮掉也不希望中國強大，只想癱瘓中國。癱瘓意味著中國重蹈鴉片戰(zhàn)爭時的覆轍，成為一個任人宰割的中等國家，那是中國人民絕對不能接受的。所以張文木才提出“要充分做好戰(zhàn)爭的準備”。
國人對戰(zhàn)爭有兩種不同的想法：一種是不能打；一種是要打只打有限戰(zhàn)爭。這是多年來國人的一種普通心態(tài)。張文木一直反對政治綏靖。他在讀了房寧的《新帝國主義時代與中國戰(zhàn)略》一書后寫下這樣一段話：從1999年北約打擊南聯盟炸中國使館，到2003年美國打擊伊拉克，戰(zhàn)爭幾乎一年發(fā)生一次；在中國周邊從日本重整軍事，到臺灣分裂勢力之所謂“公投”；阿富汗戰(zhàn)爭后，中國西氣東輸工程的上游地區(qū)失控，中國在伊拉克的大部分石油商業(yè)合同幾近成為空文，與此同時還有相當的人沉浸在所謂和平與發(fā)展的高歌之中，對險象環(huán)生的周邊安全環(huán)境熟視無睹，不思武備，而只將目光盯住GNP的增長上……目前相當一部分人只看圖卷不見匕首的麻痹情緒，使他心中隱隱作痛。
張文木對毛澤東在20世紀50年代初的兩個極具戰(zhàn)略意義的動作十分欽佩。
第一件事是解放軍進軍西藏。印度是1947年獨立的，當時中國國共兩黨正在進行大決戰(zhàn)。他試想當時正是中國軍事無力西顧的時候，如果1962年的中印邊界戰(zhàn)爭提前14年，也就是說在1948年發(fā)生，其后果將是災難性的；最好的結果也只能是中國共產黨在全國勝利后再與入侵者談判，談下來也很難是今天這個樣子。
第二件事是，毛澤東決定抗美援朝。美國出兵朝鮮，實際上是當時世界上最強大的美國在向蘇聯和新生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叫板。在這場較量中，世界各國都在觀望它的結果，并由此決定各自的對華政策走向。結果中國打贏了，連斯大林都對新中國刮目相看，中蘇很快結盟。1955年中國在萬隆會議上耀眼風采的背后，是中國打敗當時不可一世的美國的軍事勝利。尼克松說得對，“只有在戰(zhàn)場上奪取更大勝利，才能在談判桌上贏得更多的東西”。張文木認為歷史容不得政治家在關鍵時期有半點猶豫，而毛澤東的這兩個動作是對其后中國國家安全具有基石意義的大事。
張文木認為，從歷史和現狀來看，國際社會并沒有給中國留下其他選擇的余地，而只留下了通過強力崛起為大國這樣一種選擇。在他看來，要打就要做好有限戰(zhàn)爭與大規(guī)模戰(zhàn)爭的兩種準備。有限戰(zhàn)爭贏了，更好；沒贏，就打大規(guī)模戰(zhàn)爭，一定要為中國贏得發(fā)展權。
收復臺灣不會跟美國產生劇烈沖突
2003年6月，陳水扁放出話來，要在他任期內完成所謂的“核四公投”計劃，從而為他的“臺獨”活動鋪路。6月25日，國務院臺灣事務辦公室發(fā)言人李維一明確表示，臺灣當局縱容和指使少數“臺獨”分子利用“公投”進行分裂活動，破壞臺海和平，造成兩岸關系緊張，這是違背包括廣大臺灣同胞在內的整個中華民族根本利益的，對此我們堅決反對。與此同時，美國也在多個場合發(fā)話，反對臺灣進行任何議題的“公民投票”，并稱若臺灣當局導致兩岸關系緊張，“責任自負”。
正如中國政府所言，臺灣問題是中美關系中最重要的也是最敏感的問題。在中美兩國幾十年的較量中，美國總是適時打“臺灣牌”。
張文木相信臺灣是美國手中的一張牌，但他認為還不能說是一張王牌。因為從歷史的發(fā)展可以看出：美國的外交政策是隨其全球戰(zhàn)略而變化的。美國的大國戰(zhàn)略一旦發(fā)生變化，它犧牲的往往是臺灣，而非大陸。
他讓人們看清這樣一系列的案例：在1949年時，美國首先想到的就是扔掉臺灣。因為當時中美建立合作關系的機會是非常多的，當時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在臨走時還在想方設法與中國共產黨政權聯系。美國當時對臺灣采取的是拋棄態(tài)度。此后朝鮮戰(zhàn)爭爆發(fā)，中美處于對抗狀態(tài)，臺灣的地位有所上升。然而隨著蘇聯的力量上升，美國又開始有限拋棄臺灣。如果歷史再往前推，在二戰(zhàn)中的開羅會議上，為了拉住中國抗日，美國就承諾，一旦戰(zhàn)爭結束，就將臺灣歸還中國（當時臺灣尚處于日本占領之下)。所以，從歷史的過程來看，美國對臺灣的態(tài)度是：只要對其全球戰(zhàn)略有利，需要保就保；一旦大國戰(zhàn)略發(fā)生變化，該犧牲就犧牲。所以臺灣只是美國手中的一張牌而非王牌，是美國全球戰(zhàn)略局部中的一顆棋子。
張文木認為，臺灣在美戰(zhàn)略中的作用，并不取決于臺灣自身而取決于中國的發(fā)展。中國的前景在未來的歷史上有兩種可能性：崛起和后退。如果中國崛起，我們的軍事與國防力量非常強大，我們發(fā)展得非常之好，在美國戰(zhàn)略中，臺灣的作用就可能下降。
張文木曾有一篇很有影響的文章叫《亞太大國政治中的臺灣問題》，從近代史以來中美關系的演變過程，詳細分析了臺灣問題在中美關系中的奇妙變化，并提醒中國高層應根據現實的政治利益，重新制定新世紀的對美外交方略，并在新的中美外交框架中研究解決臺灣問題的方式，把握解決臺灣問題的契機。
張文木還看到，中美關系以及大陸和臺灣的關系，其實是與亞太四大國即中美日俄間的相互外交關系緊密相聯的。二戰(zhàn)以前，美國有意放棄對中國上海以北的勢力范圍的控制，可是當日本逼近上海，威脅到美國在南中國海的海上運輸時，美日之間發(fā)生了空前大決戰(zhàn)。這說明美日之間的關系是國家利益方面的沖突大于意識形態(tài)方面的合作。這一點正好與中美之間的關系特點相反。20世紀90年代前，蘇聯是美國世界霸權競爭中的主要對手，中美關系有所貼近。當蘇聯解體后，中美日三國的關系更加復雜又更明朗。張文木發(fā)現，當日本企圖從經濟大國向政治軍事大國轉變的時候，中美合作的趨勢契機已經形成。因為歷史上美日關系最壞的時候也是中美依賴性最強的時期。
再看蘇聯解體后中國和日本在美國外交牌局中地位的變化。一方面蘇聯解體后，中國繼蘇聯后成為美國新的競爭對象，另一方面蘇聯解體也使日本和美國的矛盾上升。因為當下只有日本具有與美爭奪亞太霸權的實力，而正在崛起的中國便成了在亞太地區(qū)掣肘日本勢力擴張的惟一國家。這樣中國對日本的制約使得中美之間的合作具有更現實的意義。由于美國評估中國的國力在未來很長一段時間內不會對美國的利益構成重要威脅，所以美國支持中國的現代化道路，以更具實力牽制日本。假如因為中美的矛盾使得中國國力下降到無力掣肘日本，那么日本勢必很快打通通往南海的海上運輸線，從而直撲美國石油運輸“食管”，繼而直取中東石油，那對美國國家利益將是致命的，美國人絕對不愿意看到這一切的發(fā)生。
但是，張文木提醒國人注意，盡管中國對美國有著別國不可替代的作用，但中美之間的矛盾還是相當尖銳，除了意識形態(tài)和不同社會制度難以調和的矛盾外，在國家戰(zhàn)略利益間也存在一些原則性的矛盾。隨著蘇聯解體與中國經濟的強勁發(fā)展，美國部分政客開始散布“中國威脅論”，這反映了美國政界對中國迅猛發(fā)展的恐懼。他們的目的與其說是為了破壞中國國家利益，不如說是為了確保與美國發(fā)展息息相關的海上運輸線的安全。由于中國太接近美國的這條生命線，因而中國的強大勢必引起美國對其在中太平洋的海權利益的擔心。正因為如此，美國在幫助中國以鉗制日本及未來的俄國時，也扶持包括越南在內的東盟國家、印度，以及與中國政府敵對的勢力，以阻擾中國影響的向南擴展。美國還會適時把臺灣“獨立”的可能性進一步放大，一直放到快獨沒獨那種狀態(tài)，借此迫使中國大陸對美國有所依賴。
張文木認為，在目前這種政治格局中，臺灣問題及其解決方式和時機就與美國的亞太戰(zhàn)略變化產生了不可分割的聯系。美國并不希望臺灣真“獨立”，作為一個海權國家，美國更關心對海上通道的控制權，而臺灣的作用就是既不讓中國大陸出海又要阻止日本南下。與此同時，美國也不想背臺灣包袱，它希望中國把臺灣管著，但又不能由中國大陸控制。這種矛盾的心態(tài)，使得臺灣問題的解決出現如下變數：當美日矛盾大于中美矛盾從而中國對美國的戰(zhàn)略價值大于日本時，美國就會在必要時把臺灣當作棄牌還給中國，以獲取中美穩(wěn)固的關系。而臺灣一旦失去大國的庇護，就失去了獨立存在的基礎，這時統(tǒng)一臺灣的時機也就成熟了。
張文木也注意到，在中美關系的這個焦點之外，日本會提供后勤保障，趁機發(fā)軍火財，坐收漁利。在越南戰(zhàn)爭、朝鮮戰(zhàn)爭中，日本就通過這樣的手段發(fā)過軍火財。另一方面，臺灣對日本來說也太重要了，以至近代以來日本的每次重大行動的第一步就是侵占臺灣。
他進而認為，在未來中國現代化的發(fā)展和統(tǒng)一祖國的道路上，最終將與中國國家戰(zhàn)略利益發(fā)生直接矛盾的既不主要是咋咋乎乎的美國，也不是氣勢洶洶的俄羅斯，而是唯唯喏喏的日本。俄羅斯盡管極富擴張性，但元氣大傷，與中國在相當長時期內不會產生大的利害沖突。而日本人從來都是只做不說，或先做后說—— 這與美國人的特點正好相反。日本自明治強盛以來，一直就沒有放棄他們的大東亞戰(zhàn)略。1927年日本政府在東京召開“東方會議”，會上提出著名的田中奏折稱 “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國”。日中這種利益關系完全是由其擴張性強大的資本主義經濟動力及其天然被大國鉗鎖起來的地緣條件決定的。目前中美爭執(zhí)中，日本實際上采取低調縱容，同時又討好中國的態(tài)度，其目的是讓中國與美國發(fā)生沖突，自己屆時坐收漁利。
因此，張文木認為，只要中國政府抓住中美關系這個主要矛盾，保持冷靜，在把中美間在意識形態(tài)的斗爭堅持在“有理、有利、有節(jié)”的范圍內的同時，迅速加強軍事自衛(wèi)能力，才能贏得主動。至于目前發(fā)生在臺灣的有礙于祖國統(tǒng)一，乃至“臺獨”的言行，在時機不成熟的情況下，他主張保持“善戰(zhàn)不言兵”的威懾姿態(tài)就夠了。他提醒中央高層要記住戈爾巴喬夫在處理蘇聯一些加盟共和國獨立問題上的教訓，要像俄羅斯處理車臣問題一樣在關鍵時刻拋開西方無休止的喋喋議論，用果斷的方式解決中國臺灣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