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炳棣的一段回憶：我與胡適的交往
臺灣海峽兩岸回憶、批判、研究胡適的文章和專書，恐怕已有數百萬言之多，但自覺胡先生對我談過的話，有些是外間從未得聞的，因此應該具有相當史料價值。談話既多半是隨興而發(fā)的，追憶的方式是以“編年”為主，輔以略加分類和不加分類的雜憶。
我初瞻適之先生風采是在1945年12月的一天下午，地點是紐約曼哈頓東城華美協(xié)進社。那時我們同船來美的第六屆清華庚款留美公費生，于十一月二十四日在第四十二街碼頭登陸之后，還有一部分留在紐約接洽或更改入學事。只有我一人早已決定進紐約的哥倫比亞大學攻讀英國及西歐史的博士學位。那天在百人以上的集會中，胡先生僅僅向大家遙遙舉手招呼而未作談話，可是那中小型身材和儒雅的風度卻十分具有魅力。
我首次和胡先生交談是1946年三月初。他接受了哥大公開演講的邀請之后，注冊課的外籍學生顧問就選了我作為學生四人小組的成員，屆時要坐在臺上向胡先生發(fā)問。那時哥大校董會耐心地期待艾森豪元帥遲早會接受哥大校長的職位，所以一時沒有校長。胡先生演講那天晚餐的主人是代理校長。這位主人坐在長桌的下端，胡先生坐在直對著他的上端，右手旁是政治系國際關系教授Nathaniel Peiffer，左手邊就是我。入座
前胡先生略略問了我的背景。我告他我原籍浙江金華，生在天津，曾在南開中學和清華大學讀書，何炳松是比我大二十多歲的嫡堂哥哥。他立即談到金華南宋時人文之盛，“試看現(xiàn)存的《金華叢書》多么了不起�！蔽一卮鹫f：“金華明初以后人文大衰，到了清朝已變成徽州人的三等殖民地�！彼麊栁遥骸昂我匀�?”我說：“頭等的去揚州，二等的去蘇、杭、金華的徽州人很少是殷商大賈，多半幾代前已經落籍，我們何家有些姑娘就
嫁給徽州方、鄭諸姓�！焙壬樋谧饕话刚Z：“看你雖在北方長大，對鄉(xiāng)土的情形還是相當清楚的。”
初次交談中我最大膽的一招是故意引他老人家發(fā)笑。我說：“記得南開中學1932年剛放暑假，下午有不少同學聚在范孫樓前空地無所事事。一位同學指著那穿著白“T恤”，騎在幾乎完全不動的自行車上的又矮又白又胖的，說‘就是胡適的兒子，由于過于貪玩，國文竟不及格�！焙壬犃�，果然大笑，大聲用英文對Peiffer教授說：“你聽，這是多有趣的故事——中國二十世紀文藝復興之父的兒子居然國(中)文不及格!”
當晚胡先生演講的主題是：第二次大戰(zhàn)后遠東國際新形勢。指出最可慮的是蘇聯(lián)勢力的膨脹及其可能對中國內部問題的影響。他完全不帶講稿，流利的英文中略帶一點下江音。演講中只有一個過于大意之處，他曾以一個小孩作比喻，說他愛吃糖(sugar)，一、兩秒之后馬上就自我糾正，說：“對不起，應該是糖果(candy)。”這場演講內容平平，略近宣傳，但胡先生態(tài)度極其自然，對全體聽眾和臺上臺下的發(fā)言者完全鎮(zhèn)得住。
我惟一的一次在紐約胡府吃飯是1952年六月五日。那時我已完成哥大英國史的博士論文，已在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大學教了四年書，并且已經得到溫古華僑領們的允諾，秋間可以完成五千元籌購中文圖書的捐款。我拜望胡先生主要的目的是洽購他私藏的全部偽滿原本《清實錄》。由于早就知道他老人家經濟狀況并不寬裕，從我的立場總以相當超過當時市價買進為快。不料胡先生卻極堅定地說，他已決定把它贈送給普林斯敦大學的遠東圖書館了。
這次晚飯前后，我們的談話大體上是圍繞著我當時所作的研究——十八世紀的兩淮鹽商及商業(yè)資本。這可能是他和我之間惟一一次有真正共同興趣的學術談話。主題談完，胡先生送我一本《胡適論學近著》，第一集，并感慨地對清華和北大加以比較和回憶。他說：“清華文學院一向是比較‘謹慎’、比較‘小’，而北大則大不相同。只要我一天當北大校長，我就有把握把文學院辦成世界第一流；可是……”這時他和我對大陸上的院校改組計劃都還不知其詳，但是胡先生的話，在中國近代高等教育史上是有其重要性的。
1958年九月初至1959年八月底是我和適之先生接觸最頻繁的一年。這一學年的首尾四個月，他和我都在紐約。我是充任哥大東亞研究所的高級研究員，任務是完成《明清社會史論》的研究。胡先生因口述自傳，經常來所錄音，由唐德剛整理翻譯。即使胡先生返臺主持中央研究院院務期間，我也于1958年十二月奉英屬哥倫比亞大學校長之命，飛往港澳洽購一個五萬多冊線裝書的私人收藏，返美途中曾在南港中院院長新居作客六日(十二月二十日至二十六日晨)。據胡先生面告，我是他的第二位海外留宿客人，第一位是半月前離開的第一屆院士陳省身先生。第一天晚飯一桌三人，另位是前任院長朱騮先(家驊)先生。在這飯桌上我初次品嘗了于景讓先生成功育出的無籽
西瓜。
我雖然在胡寓原則上作客六天，可是天天忙于訪問史語所和臺大等處的舊師友，結識新學人，被迫在臺大公開演講明清人口及其相關諸問題，此外還要在圣誕前夕去臺中東海大學探視楊紹震學長。記得當晚露天盒餐，睡時發(fā)燒。翌晨(圣誕日)返南港，幸而胡先生最不信宗教，節(jié)日一如平日，再一晚即匆匆飛回溫古華報告完成洽購圖書任務。這六天胡先生更是天天忙于會客，他和我反而很少長談機會。但有三點，我永不能忘。一、我在港澳每天海鮮小吃大宴，在胡寓第一晚即瀉肚。由于胡先生習慣于夜靜寫作，聽見我夜間的動靜，第二天早晨親到廚房囑咐他最依賴的徽州廚子為我準備些面條等素凈軟食，不可多用青菜，因肚瀉者不易消化大量的植物纖維。從這小事即可反映出他老人家待人的極度細心。二、某晚稍閑，我問他說：“胡先生，據我揣測，您生平醒的時間恐怕三分之二都用在會客，對不對?”他沉思片刻，說這估計大概與事實相差不遠。三、某日上午九日左右，我剛要進城，廚子向胡先生遞上一張名片。胡先生相當生氣地流露出對此人品格及動機的不滿，但想了一想，還是決定接見。當我走出門時正聽見胡先生大聲地招呼他：“這好幾個月都沒聽到你的動靜，你是不是又在搞什么新把戲?”緊隨著就是雙方帶說帶笑的聲音。可以想見，這才是胡先生不可及之處之一：對人懷疑要留余步；盡量不給人看一張生氣的臉。這正是我所做不到的。
我和胡先生最重要的談話的時間是1960年八月十八日的下午和傍晚，地點是他紐約的公寓。這年夏天我主要的任務是代表加拿大參加在莫斯科舉行的第二十五屆國際東方學者大會，并宣讀“明清統(tǒng)治階級的社會成分”(即《明清社會史論》一書的主要統(tǒng)計部分)一文。唐德剛兄在機場接我，一見到我就說胡先生向他留了話，叫我在哥大旅舍訂了房間之后，馬上就給胡先生打電話。我當然照辦，胡先生在電話里說：“這次要你小破費，不要搭地下鐵，馬上坐計程車盡快到我家，恰好太太出去打麻將二十個鐘頭以上還沒回家�！�
我趕到之后，第一句告訴胡先生的話就是：中共原定派遣三百多人的大代表團臨時取消了，所有八月初與會的漢學家們馬上就知道中蘇關系嚴重地惡化了。我隨即摘要講述我對蘇聯(lián)的正面、特別是負面的種種印象，胡先生興致極濃，不覺已占去至少半個鐘頭。
胡先生說正因為興致好，所以要把悶在心中將近兩年的話向我直說。大意是我曾于1958年英譯毛澤東兩首《沁園春》，一首是1925年所作，以“獨立寒秋，湘江北去……”開頭的，一首是1945年到重慶后立即發(fā)表的，以“北國風光，千里冰封”開頭的由詠雪而論古今人物的。英譯之前我并且寫了序文，發(fā)表于加拿大《皇后〔大學〕季刊》夏季號。胡先生責我說：“看了很不舒服，因為你還夸他頗不無詩才；事實上，他當初在北大還不配上我中國文學史的班呢!”我說我并未曾把抽印本寄呈。胡先生說是王際真(哥大中國文學教授)給他看的。更接著說，毛那兩首詞里有些句子還不配稱為薛璠體呢。我卻堅持不讓，指出毛詞修辭、氣魄、意境(例如1925年那首前半寫景之中滲進社會達爾文主義影響等等)實不無可取之處。胡先生兩三分鐘仍堅持原見。我不得不指出他老人家和黎錦熙、鄧廣銘合寫的《齊白石年譜》，說齊詩好就好在它的薛璠體，為什么對毛用雙重標準來挑剔指摘呢?胡先生看我也堅持立場不稍讓，忽然用英文說：“But I have to admit that Mao is a powerful prose writer.(但是，我必須承認毛是一位有力的散文作家。)”我隨興也用英語回答：“Now,since the father of the 20th-century Chinese Renaissance says that Mao is a powerful prose writer,how can he too lousy a poet?!〔既然中國二十世紀文藝復興之父都承認毛是一位有力的散文作家，他怎么會是一個特別糟糕的詩(詞)人呢?!〕胡先生和我不由得同時哈哈大笑，握手結束了這小小的爭執(zhí)。
再也沒想到胡先生立即嚴肅地說：“炳棣，我多年來也有對你不起的地方。你記得你曾對我說過好幾次，傅孟真辦史語所，不但承繼了清代樸學的傳統(tǒng)，并且把歐洲的語言、哲學、心理，甚至比較宗教等工具都向所里輸入了；但是他卻未曾注意到西洋史學觀點、選題、綜合、方法和社會科學工具的重要。你每次說，我每次把你搪塞住，總是說這事談何容易等等… …今天我非要向你講實話不可：你必須了解，我在康奈爾頭兩年是念農科的，后兩年才改文科，在哥大研究院念哲學也不過只有兩年；我根本就不懂多少西洋史和社會科學，我自己都做不到的事，怎能要求史語所做到?”
這番話使我肅然起敬，使我深深感覺到胡先生這人物要比我平素所想像的還要“大”；惟有具有十足安全感的人才會講出如此坦誠的話。這番話他生平可能只講過一次。
胡先生接著說：“今天談得非常高興，我答應給你寫字已好多年了，現(xiàn)在請你磨墨吧�！彼谑呛苡眯牡亟o我寫了每字寸半見方的八句杜甫的“羌村”。海外朋友中保藏的胡先生墨跡字體很少有這樣大的。
寫完之后，胡先生仍是海闊天空，談興甚濃。稍事休息之后，他站起來伸腰，我也隨著站起。他突然問我：“你相信胡適的兒子在大陸會罵他的老子嗎?”對這冷不及防家人父子間的問題捉摸不住，我只好不甚加思索地回答：“當然不會。”
沒多久胡老太太江冬秀回家了。她問我住在哪里，我告她在哥大王冠旅館。她說紐約治安不好，天真黑了回去不大安全。我已與胡先生談了足足三個鐘頭，雖亟望能請二老出去好好吃一頓晚餐，也不能不為胡先生體力著想，就此告別了。不料這是和胡先生最后的一次談話。
當1962年早春得悉適之先生遽歸道山的消息，我對我們之間最后一次的談話重作反思時，才感覺到當時胡先生的一種相當神秘的迫切感——要把多年想說而不肯說的話說出，平常不會提出的問題提出。最后問我有關思社(胡先生留在大陸的次子)的問題，內中似有隱痛。
胡先生一生雖以博雅寬宏，處世“中庸”著聞于世，但由于他深深自覺是當代學術、文化界的“第一人”，因此他自有目空一切、粗獷不拘、恣意戲謔、大失公允的一面，而這一面是一般有關胡先生書文中較少涉及的。為存真，逐條憶錄先生原來語句，隨之以筆者的補充和詮釋。
“墨子簡直就是共產黨!”
筆者案：這顯然只是針對著《墨子》“尚同”等章而發(fā)的。意思是墨子堅持只能以圣王的意志為全民意志，個人是不能有一己的意志的，人民只能絕對服從最高領導的意志。
“陳寅恪就是記性好�！�
筆者案：陳寅恪師國學根基之深厚、亞歐古代語言之具有閱讀之能力、中古史實制度考訂之精辟、詩文與社會史相互闡發(fā)之清新深廣，世罕其匹，自有公論。所有陳師這不可及處僅以“記性好”三字輕輕點過，就足以反映胡先生內心中是如何自負，語言中如何不肯承認其他當代學人有比他更“高”之處。
“馬寅初每天晚上一個冷水澡，沒有女人是過不了日子的�！�
筆者案：胡先生每喜戲謔，這話在1958-1959年同我說了不止一次。最后一次是在1959年八月下旬何廉先生為我餞別的晚餐時當著幾位太太面笑著說的。妙在太太們瞠目不解冷水澡的作用，無人接話。但這軼事卻很好地解說馬老生命力之強，能活到百歲是有原因的。
胡先生另一可愛之處是他到老都還保留了一些頑童以明知故犯為樂的痕跡。由于胡先生知道我午餐的邀請，不但出于至誠并且對我不是經濟負擔，所以1958年秋和1959年夏他和我曾幾度在哥大附近天津樓吃午飯。這家飯館韓老板是天津人，第二老板是福州人，所以紅燒活
鯉魚、炸蝦球、酸辣湯、鍋貼等等都極可口。不止一次飯后胡先生不太好意思地微笑著說：“今天吃的談的都很開心，似乎可以破例抽一支煙了。”也就在一次抽完煙十分輕松的情緒中，胡先生把領帶翻過來給我看，下端有一小拉鏈，內中藏有一張五元的美鈔。他說這是太太非常仔細的地方，即使真被人搶了，還有這五元錢定可以搭一輛計程車平安回東城公寓。這個小秘密似乎從未曾刊印過。
此外，從胡先生長公子祖望先生獲悉適之先生的生活片面，彌足珍惜。祖望在南開中學比我晚兩班，當時未曾交談過。六十年代前半，國民政府駐美大使館一等秘書朱晉康先生是我溫古華的老朋友，又是祖望華府近郊的鄰居。祖望那時是大使館經濟專員。1962年和1963年初夏我都到國會圖書館短期搜集史料，祖望兩度邀我晚飯后到他寓所，同享當地名產半軟殼的海螃
蟹。
祖望證實了胡先生對國畫的愛好，并提到胡先生與徐悲鴻很不尋常的交誼。七七抗戰(zhàn)以前，徐曾在北平胡府作過幾個月的客人。徐經常畫馬，凡不甚中意的照例“給你們小孩子拿去玩吧�！弊嫱晕唇浶氖詹貫楹丁：壬矏埤R白石的畫和與這老畫家的交誼是屢見著錄的。但胡先生一生兩袖清風，并沒有充裕的經濟能力大事收藏古今名畫。祖望手頭僅存有齊氏大型仕女冊頁四幀，筆力遒勁、色墨和諧(青頭皮極醒目)、構圖精簡、生趣盎然，為坊間極為罕見之最珍品。
記得一次我告訴祖望，我多年講授中國通史，有兩篇適之先生妙趣橫生的文章是全班必讀的：一是講禪宗的“中國的印度化”，一是《中國“二十世紀”文藝復興》五講中有關傳統(tǒng)中國社會與婦女的一文。后者指出傳統(tǒng)中國婦女不但地位遠不如一般想像之低，而且沒有任何其他傳統(tǒng)文化產生過比中國還多的，以怕老婆為主題的故事和小說。這看法雖太偏頗，但用以矯正近代西方社會學家相反偏激的看法是幽默而又有效的。祖望聽了之后，不由地指出世上確有不少笨伯認為適之先生是終身懼內的。他向我提出：“炳棣兄，請問那一個洋洋得意向全世界宣揚傳統(tǒng)中國文化是一個怕老婆文化的人，會是真正怕老婆的呢?那真怕老婆的人，極力隱藏還來不及，怎敢公開宣揚呢?”知父莫若子，祖望的觀察是具有權威性的。
追憶適之先生，也不能不一提至今尚未見于著錄的，一位保守碩學的史家，對他經常的“罵”。我1937年-1938年在上海光華大學借讀而算是清華大學畢業(yè)，拿到一年哈fo燕京獎學金，所以1938年-1939年我到北平燕京大學歷史系作了一年研究生。曾旁聽一門鄧之誠(文如)先生的課。鄧的祖父是曾任云貴和兩廣總督的鄧廷楨，之誠先生是在云南長大的。他最不喜歡白話文，學生試卷中凡用“的”之處，他都一律改成“之”。一天，他用沉重的西南官話說：“同學們，千萬要聽明白，城里面有個姓胡的，他叫胡適，他是專門地胡說�！睋f，每課每學期他要這樣罵一次。至于鄧氏儀式般罵胡是出自白話文運動，或是出自胡先生早期考證(如《紅夢樓》作者之類)曾獲益于鄧氏《骨董瑣記》或其他扎記而不明言，尚待有閑詳考。
結束這篇回憶，必須征引唐德剛《胡適雜記》119頁：“學歷史的人當然更要說胡適之不懂現(xiàn)代史學，但是那目空當世的‘我的朋友’何炳棣就硬說胡先生‘不世出’�！�
德剛與我在五十年代接觸頻繁，但他此處對我誤解了。從我這篇回憶里，很顯然胡先生最后才同意我對他再三的建議——搞歷史必須借鏡西洋史的觀點、方法、選題、綜合，必須利用社會科學，有時甚至自然科學的工具。我對胡先生的景仰之處決不是他的史學，而是他在整個二十世紀中國的獨特歷史地位。
摘自《讀史閱世六十年•海外篇》，商務印書館(香港)有限公司2004年2月版
被忽視的“雷海宗的年代”
——憶雷海宗師
何炳棣
著名旅美學者何炳棣先生是具有國際影響的歷史學家。在這篇文章中，他滿含深情懷念他的老師、已故著名史學家雷海宗先生，并提出，首位考證出武王伐紂之年為公元前1027年的學者是雷海宗，而非史學界一般認為的瑞典漢學家高本漢。此文亦收入香港商務印書館新近出版的何炳棣回憶錄《讀史閱世六十年》。
——編者
回想起來，連自己都不能相信一生受雷海宗師影響至深且巨，而事實上只正式讀過他的惟一一門必修的中國通史。正式讀雷之課如此之少有二原因。一、在北平的三年我專心于為將來的留學考試奠基，時間和精力上都擠不進雷先生的中國上古史和秦漢史。二、1939年秋自北平至昆明任清華歷史系助教以后，先忙于教西南聯(lián)大先修班的西洋通史，隨后忙于解決終身大事，投考第五屆（1940年8月)清華留美公費考試失�。�1941年夏始揭曉)，遲遲因父喪不得不回淪陷區(qū)料理家務等等，一直不知也未能旁聽雷師西洋中古史、西洋近古史和羅馬帝國制度史等課。這些西史的課都是雷先生的專長，戰(zhàn)亂中完全錯過是我終身憾事之一。北平清華二、三年級時課外雖不無向雷師請教的機會，但使我受益最多的是在昆明西南聯(lián)大期間與他的經常接觸和專業(yè)內外的交談。
據我一生觀察，雷先生是真正兼具基督教和儒家品德的學人。他律己極嚴，終身踐履先人后己的原則。他對人的感情和關切從不輕易外露。我對雷師高尚品德有親切的體會。例如1941年初冬，我留學初試失敗后數月，遲遲始獲悉父親已在天津去世。有一天雷師在聯(lián)大圍墻外非常平靜地對我說：“千萬不要誤會我的意思，從公從私的立場我覺得不能不向你一問，你是否愿意去旁的學校做講師或副教授？不幸的是聯(lián)大教西洋史的教授相當多，你雖有教西洋通史的能力，因未曾留學，輪不上你教。如果旁處有機會教西洋史，你是否考慮？”我的回答很堅定，我不在乎名義和待遇，昆明究竟師友相處融洽，學術空氣和圖書設備還是比較好，我無意他就。雷師這才說出心里的話：“你這樣決定，我很高興，不過因為職責所在我不得不問你一問�！比齻�月后因家務回金華，我在浙贛路上遇見九級歷史系王文杰學長回福建奔妻喪，他告我路費的極大部分都是雷先生私人供給他的。
雷先生最使我敬仰的是他大過人的“容忍”，而這種容忍是深植于一己學術和道義方面的自信。早在1937年春間全系師生茶會后的晚間，同屋黃明信告我他簡直不能相信自己的耳朵，茶會中明明聽見陳寅恪先生相當高聲地和一位同學說，何以目前居然有人會開中國上古史這門課；當時雷先生不過幾步之外決不會聽不見這種諷刺的。同時清華歷史及哲學系合聘的張蔭麟備受陳寅恪師的贊揚，已著手為教育部寫撰《中國史綱》第一輯。清華校園之內，新秀吳晗對雷之通史已有諷議。我通檢《國立西南聯(lián)合大學史料》“教學，科研卷”，發(fā)現(xiàn)1938－1939年錢穆的中國通史列為甲組，雷的通史列為乙組；自1939－1940年起吳晗授甲組中國通史，雷師的通史列為乙組；1942－1943年，吳晗、孫毓棠、雷海宗分別講授甲、乙、丙三組中國通史。當時的理由是甲組較詳于史實與制度，最適合人文社科學生的需要，乙組史實及制度稍為簡略，宏觀視野及分析綜合比較適合理工及不以歷史為專業(yè)學人的需要。
當時雷先生為歷史系主任，始終踐履先人后己的原則。在此之前他早已解釋過何以他在中國通史故意略于制度：
著者前撰“中國的兵”，友人方面都說三國以下所講的未免太簡，似乎有補充的必要。這種批評著者個人也認為恰當。但二千年來的兵本質的確沒有變化。若論漢以后兵的史料正史中大半都有“兵志”，正續(xù)《通考》中也有系統(tǒng)的敘述，作一篇洋洋大文并非難事。但這樣勉強敘述一個空洞的格架去湊篇幅，殊覺無聊。反之，若從側面研究，推敲二千年來的歷史有甚么特征，卻是一個意味深長的探求。
對歷代宰相制度、內廷外廷、宦官等等，雷師也采取類似的簡化處理。再加上采用施本格勒的形態(tài)文化史觀把國史分成兩大“周”，當然不免引起少數同仁的明譏暗諷。前臺北東吳大學歷史系教授翁同文即回憶，“在西南聯(lián)大的一次談話會中，我就聽見吳先生表示譏彈之意�！�
但可喜者有三。一、當時聯(lián)大助教學生求知若渴，胸懷開朗，決無門戶之見。例如1939年秋我初抵昆明，丁則良學長即興奮地告我，年前錢穆先生的中國通史，尤以唐宋間經濟重心之南移，甚為精彩，其《國史大綱》即將問世，不可不讀。錢氏之長無傷于我們對雷氏通史的服膺。我們那時吸取各家之長還來不及，怎會盡先去挑剔老師們的短處。
二、當時助教學生中不少人相信欲知中國文化的特征，多少必須略知人類史上其他文化的同異與盛衰興亡的各個段落，否則難免井
蛙之識。翁同文早在六十年代初在巴黎期間即接受我的請求，對雷師的通史作一扼要憶評。他強調指出雷師為介紹當時風彌世界的文化形態(tài)史觀“到中國之第一人。雖形態(tài)史觀之價值尚無定論，且施本格勒、湯因比（Arnold Toynbee)諸人原著因篇幅巨大亦尚無譯本，但開風氣之功，實舍雷先生莫屬”。再則，“雷先生本人中西史講義既依形態(tài)史觀架構編制，其影響及于清華聯(lián)大后學之任歷史教席者必不在少數。就所知丁則良學兄授西洋史即沿其體制，弟去國前濫竽授中國史亦復循其規(guī)�！比嗄旰髴撗a充的是
武漢大學吳于廑教授。我個人在海外講授中國通史四十余年，亦大多采取雷師的看法，因早在三十年代他已糾正施本格勒對兩漢以后中國文化長期停滯，喪失生命力的錯誤看法。甚至當時聯(lián)大學生方面，歷史系最優(yōu)秀的劉廣京和任以都都是選雷師的乙組通史。廣京近年通信曾幾度提及，今日海外炎黃子孫先后同出雷門者已寥若晨星，所以這種共同師承關系彌足珍惜。他甚至還記得雷師閱世知人智慧之偶爾流露于課堂內外者。如1998年6月23日致我的信：“……記得雷伯倫師曾云：西洋史家過了中年，著作雖精而罕能維持‘火氣’，而今則吾兄以八旬之年而作此精辟生動之大文……”信中所指是我駁斥美國亞洲學會、原日籍女會長1996年卸職演講詆毀國史，攻擊“華化”觀點的一篇頗有“火性”卻使她無能回答的長文。事似瑣碎，但反映雷師通史及其嘉言懿行對弟子輩影響的深遠。（是否即Rawski？)
三、盡管六七十年前雷師以施本格勒《西方的沒落》理論架構應用于國史，引起一些不可避免的評譏，但經雷師修正以后的文化形態(tài)史觀，確頗有裨于中國通史的宏觀析論。蓋兩河（巴比倫)、埃及、印度、中國、希臘——羅馬、回教、歐西七大文化各有其不同的特征與風格，此即所謂的形態(tài)之異；但以上七大文化亦標示彼此之間確有類似的發(fā)展階段、歷程，以及最后大一統(tǒng)之出現(xiàn)、崩潰、沒落的共同之處，此即所謂的形態(tài)之同。因此，僅置中、西兩文化于一個視景（perspective)之下，本已是加深洞悉中、西文化特征及其同異的最有效方法。遍觀二十世紀治史或論史對象最“大”的史家，施本格勒外，如英國的湯因比，德國的雅斯波斯（KarlJaspers)，中國之雷海宗，美國與我同僚及學術關系久而且深的麥克尼爾（William Hardy McNeill)等無一不預覺到世界之進入“大一統(tǒng)”局面，無一敢深信這行將一統(tǒng)世界的大帝國（及其盟屬)能有最低必要的智慧、正義、不自私、精神、理想和長期控御無情高科技的力量而不為高科技力量所控御。今后全球規(guī)模大一統(tǒng)帝國繼續(xù)發(fā)展演化下去，是否能避免以往各大文化的最后沒落與崩潰，正是關系全人類命運不能預卜的最大問題。治中國通史不能僅憑傳統(tǒng)經史的訓練，必須具有近現(xiàn)代世界眼光是無可否認的事實。
回憶清華和聯(lián)大的歲月，我最受益于雷師的是他想法之“大”，了解傳統(tǒng)中國文化消極面之“深”。當時我對國史知識不足，但已能體會出雷師“深”的背后有血有淚，因為只有真正愛國的史家才不吝列陳傳統(tǒng)文化中的種種弱點，以試求解答何以會造成千年以上的“積弱”局面，何以堂堂華夏世界竟會屢度部分地或全部地被“蠻”族所征服，近代更受西方及日本欺凌。
五十年代中期，“百花”之后，“反右”期間雷師成為國內學術界被批判的最主要對象之一，因為其他學人幾乎不可能有雷師的膽識，公開聲言共產及社會主義世界的社會科學，自從1895年恩格斯死后，陷入長期停滯。雷師所受精神打擊之外，物資生活亦陷入困境，工資立即減到半數以下，每月僅領人民幣150元。直到1959年冬我的《中國人口研究，1368－1953》由哈fo出版之后，我才于次年春把此書及其他發(fā)表的論文單行本一并寄呈雷師，聊充舊日弟子海外初步作業(yè)報告。
兩年半后我終于接到雷師的回信（見下)。世事往往有偶合。我遲遲于1962年圣誕前一日下午才收到十本我的新著《明清社會史論》（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1962)。半個多月后接到天津雷師母的信，才知道雷師已于1962年圣誕日歸道山。按時差推算，當我忐忑疾越山坡將此書付郵之際或正當大洋西岸雷師彌留之時。
師恩難報。我有生之年尚有一件心愿，能否親觀其成雖不可知，然當努力為之。將近三十年前應香港中文大學創(chuàng)校校長李卓敏先生之約，曾特撰“周初年代平議”一文以恭預《香港中文大學學報》（1973，No.1)創(chuàng)刊之慶。拙文主要結論之一是：
近代學人之中，雷海宗先生早在1931年就以《史記•魯世家》《左傳》•《孟子》等資料證明《竹書紀年》1027B.C.之說之可信。遲至1945年，瑞典漢學名家高本漢教授，在一篇論商代某類武器和工具長文，才放棄了劉歆1122B.C.之說，發(fā)表了與雷文幾乎方法全同的對西周年代的看法。雷文在中國、在海外都甚少人知，而高文在西方影響甚大，一般稱《紀年》武王伐紂之年為“高本漢的年代”。如果今后1027B.C.在東亞、在西方被普遍接受為絕對年代，從學術公道的立場，我們有義務稱之為“雷海宗的年代”。
可憾的是，如今不是像
南開大學雷門弟子王敦書教授所說，雷師這一極端重要的年代考證已“得到當時著名史學家洪煨蓮和瑞典漢學家高本漢的重視與贊同�！焙橄壬鷥H在他轟動西方漢學界的《春秋經傳引得序》（1937)的一個底注，指出按照《古本竹書紀年》“則武王滅殷當在前公歷1027”。高本漢根本無一字解釋何以最后放棄一向接受的劉歆年代1122B.C.，而突然采用古本《紀年》1027B.C.之說。即使臺灣中研院史語所老友勞干（貞一)先生兩年前神志尚清時，雖在電話中什九同意我的看法——古本《紀年》西周積年之重要，《尚書•武成》篇紀日根本無法利用——仍是以1027B.C.歸功于西方漢學家，而不公開承認雷師是近代1027B.C.說之首位肯定者。
真理所在，必須嚴肅論辯。雷師國史宏觀諸論固已不朽；我仍須就純粹史學方法，參照近年國內夏商周斷代工程所積累的多學科資料，進一步努力，冀能為雷師贏得更大的不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