欲談火神論，必先明確何為火神派。張存悌在《中醫(yī)火神派探討》中將其概括為：“以鄭欽安為開山宗師，理論上推崇陽氣，臨床上強調溫扶陽氣，以擅用附
姜桂等辛熱藥物著稱的醫(yī)學流派。尤以擅用
附子為突出特點，不擅用附子，就不成其為火神派”。明顯不全面并存在漏洞，擅用附子并不是火神派特有的特征，而火神派擅用的是大劑量附子而非附子的各個劑量層面。所以我們總結鄭欽安，盧崇漢、吳佩衡、唐步祺等公認的火神派醫(yī)家的學術思想，用藥經驗，發(fā)現了其共同規(guī)律：1、重陽，2、辨識陰證，3、擅用大劑量附桂姜。4、附子配伍獨特，不與補藥同用，寒涼藥更所不取。必符合此四條者方能稱為火神派，否則易將擅用附子者都歸于其類�，F代有人將祝味菊歸于火神派，就是源于這種認識上的混亂和模糊。前面我們曾兩談對火神派的思考（《從薄輔周用附子及溫法的規(guī)律談對火神派的思考》《從姜春華用附子的經驗再談對火神派的思考》)，分別從附子用量、配伍上做了分析，得出了其在用量、配伍上獨具特色，但存在缺陷、尚不完善的結論。由于臨床實踐必受理論的指導，所以要找出導致其缺陷的的深層次原因，必從火神派的學術思想入手，即重陽思想。
火神派自欽安始，經盧鑄之、盧永定、盧崇漢，重陽思想一脈相承而漸趨極致。故以當代代表人物盧崇漢先生為例。其學術思想可歸納為：重陽----陰陽關系----陽主陰從----核心思想----人身立命，在于以火立極了；治病立法，在于以
火消陰----治法----病在陰者，扶陽抑陰；病在陽者，用陽化陰。我們逐條分析之。
首看“重陽”思想。由于溫補派、祝味菊、火神派之間的重陽觀并無本質區(qū)別，本著“治學，對古人宜嚴，對今人宜寬”的原則，重點以景岳、祝味菊為例來闡明觀點。
關于重陰重陽的爭論，自明代丹溪與景岳的滋陰溫補之爭，到近代祝味菊陳蘇生的反復辨難，從未停止也從來沒有過定論，并有漸至玄學的危險。實際上，陰陽之爭，猶如氣血之辨，不過臨床所見有異、體會不同而已。如祝味菊是近代重陽的代表醫(yī)家，倡導陽氣的重要性，并基于這種認識，用附子等為主治療腸
傷寒取得了顯著療效（詳見《傷寒醫(yī)難》)。但其間亦有失手外，祝先生雖作了分析卻未能提出改進之道。差不多同時期，湖南聶云臺，江西蕭俊逸分別出版了《傷寒解毒療法》，《傷寒標準效法》，反其道而行之，均以
大黃為主治
腸傷寒，同樣取得了滿意療效。類似的還有冉雪峰之用《千金方》中
生地汗汁大黃方（生地汁沖服大黃粉)（見《八法效方舉隅》)。說明了溫陽法并不是治腸傷寒唯一有效方法，楊志一其子患腸傷寒，既是徐小圃用溫陽法治愈，但楊氏習其法而不泥，發(fā)現兩種方法均有用武之地，稱為腸傷寒大黃證，腸傷寒附子證，用于臨床療效更著（《楊志一醫(yī)論醫(yī)采集》)，亦驗證了這種觀點。再如陳蘇生是祝味菊最主要的學術繼承者，在《傷寒質難。退行期及恢復期篇第七》中，師徒之間就陽氣陰精孰重展開了激烈的討論，而陳蘇生最終還是未接受祝氏的重陽思想，在其晚年時指出：“重陰重陽只是一種宗派觀念；始終是一場糊涂官司；擅用溫補者自然強調陽重，擅用滋陰者自然強調陰重”（《陳蘇生醫(yī)集篡要》)。又如徐小圃受祝味菊影響轉為溫補派、由重陽而重陰后，亦非盡愈治��；與徐氏同時代的奚曉蘭一直堅持寒涼，劉弼臣先生介紹兩人不應之患轉到對方處就診，多能獲效�？梢娖溟g的互補性很強，各有不同適應征，重陰重陽之爭純屬無謂。
在火神派的推廣者張存悌總結的發(fā)揚火神派的理由中，最主要的是由現代疾病的基本態(tài)勢決定的，而未把重陽思想列入。邢斌的分析更深入全面（文繁不引，詳見《祝味南醫(yī)學五書評案》)：“陰陽哪個重要，無法量化考證；病理上的易損耗，與生理病理上的重要性并無因果關系，大多醫(yī)家的重陽思想都是基于這種似是而非的推論”。此論極其尖銳，直指根結所在，是客觀公正之論。
所以，重陽觀同其他觀點如李東垣重脾陽、葉天士重胃陰一樣可以做為一種學術觀點保留下來，也符合學術界爭鳴的態(tài)度。但據此則“萬病皆由陽虛，扶陽可愈萬病”的結論是唯心的，絕不可取。仲景一部《傷寒》無非扶陽氣、存津液、保胃氣，即重陽又不輕視陰，是辨證論治的精髓，也是學習重陽思想的前提。
其次看“陽主陰從”。此觀點由盧崇漢先生具體提出，做為一種動態(tài)平衡觀，打破了傳統(tǒng)呆板的“陰陽絕對平衡，偏則為病”的思想，是對陰陽觀的極大發(fā)展和貢獻。
第三，“人身立命、在于以火立極；治病立法、在于以火消陰”。前句言生理，不過是歷代重陽思想的翻版，如景岳“陽之為用大矣”，“天之大寶、只此一丸紅日，人之大寶、只一息真陽”等，但景岳晚年又有真陰論，糾正了自己偏頗。后句言治療思路，顯然只能用于陰證及狀似陽證的陰證（真寒假熱)。若據此而用治實熱及真陰虛則謬。
第四，“病在陰者、扶陽抑陰；病在陽者、用陽化陰”。前句是常規(guī)，不存在問題，后句不能說錯，但至少是不全面的�；鹕衽烧J為“沒有真正的陰虛”、“陰虛的本質仍是陽的不足”等，并據此而用大劑姜桂附治之，頗值得商榷。中醫(yī)常用取類比象的方法來說明醫(yī)理，如喻陽氣為太陽，我們就沿用這種方法進一步分析。太陽是陽氣，則水為陰精，在陰天無日之時，由于水分沒有太陽的蒸騰氣化，所以水雖足而禾苗也不能生長，這在人體即是狀若陰虛實則陽虛的現象，治療上需要用陽化陰。但如果烈日炎炎、數月無雨、大地
龜裂、禾苗枯萎，這時禾苗是需要一場及時雨呢，還是繼續(xù)增加高溫呢？答案不言而喻。這在人體就是真正的陰虛，如果仍拘泥于用陽化陰，繼續(xù)用姜桂附焚津耗液，后果不堪設想。所以并非沒有真正的陰虛，陰虛的本質也并非陽的不足，用陽化陰是治療狀若陰虛、實則陽虛的方法，用治真陰虛則謬。另有些醫(yī)家用滋陰法治療陰虛不效時，往往伍入少量桂附，是陰陽互生之法，亦并非是單用陽藥的用陽化陰之意。
綜上所述，結合我們以前的兩次思考可知，火神派從理論到實踐的優(yōu)缺點都非常明顯。優(yōu)點在于辨識陰證、獨具真功，把汗多狀似陰虛、實質陽虛的證狀歸納總結并上升到理論高度，極具實用價值，是辯證論治的高級階段。其他醫(yī)家雖亦有有此見識者，但均不及鄭欽安之全面系統(tǒng)。郭子光稱：“于陽虛辨識所積累之獨到經驗，確是祖國醫(yī)學一份珍貴寶藏”（《醫(yī)理真?zhèn)麝U釋.序》)，確為至評。另一貢獻在于提出了陽藥運行反應并非毒副作用，為后人使用陽藥提供了借鑒，打消了顧慮。而相較于此可稱為“輝煌”的學術貢獻，缺陷也兩樣明顯，具體表現在過度推崇陽氣的重要性，過分夸大了附子大劑量的功效而忽視（或者否定了)小劑量之功，在附子配伍上相對拘泥呆板等幾個方面。
當然，任何一種流派、一種學說都不可能達到真正意義上的完善，火神派亦如是。就連火神派推廣的功臣張存悌也不得不指出：“火神派確實理法精妙，方藥卓效，但我們不能為一家之說所 囿 ，固步自封，乃至崇陰虛者則凡病無不陰虛，宗陽虛者則凡病無不陽虛，不自覺地陷入偏執(zhí)之中”。我們不揣鄙陋，三談對火神派的思考，目的就在于客觀總結，公正的評價，找出該學派優(yōu)劣之所在。學術精華理應盡力發(fā)揚以盡其用，缺陷則盡可能彌補或避免。
盲目崇拜和全盤否定均非治學正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