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厚生省多年前的一個錯誤，致使40多萬國民因此感染乙肝。
那個錯誤早已湮沒在歷史長河中，少數(shù)有良知的醫(yī)生、有社會責任感的律師、有勇氣的乙肝感染者，用一場馬拉松式訴訟使其浮出水面。隨后，數(shù)百名乙肝感染者再興官司，向厚生省索賠。今年1月底，厚生省同意根據(jù)病情輕重補償乙肝感染者，個人最多可獲3600萬日元(約合人民幣290萬元)，總賠償金預計可達3.2萬億日元(約合390億美元)———這起官司極可能成為日本歷史上涉及人數(shù)最多、金額最多的國家賠償案。
角力并未就此停止，原被告圍繞一些細節(jié)問題繼續(xù)唇槍舌劍，比如怎樣證明原告的乙肝是因那個錯誤(集體接種疫苗時重復使用注射器)所致，已過訴訟時效才起訴的乙肝感染者可否獲賠等。和解協(xié)議最快有望在今年6月達成。
厚生省大臣細川律夫表示，國家考慮在雙方達成和解后謝罪。
此輪訴訟結束后，還未索賠的受害者可依例索賠。厚生省估計，未來30年要拿出數(shù)以萬億計的日元埋單。
南都記者 左志英
巨額國家賠償涉及40萬人
5月2日下午，東京律師會館內，來自北海道、東京、大阪、九州等10個地方的22名乙肝訴訟原告代表聚集一堂，商量要不要接受厚生省新近提出的一個意見：對訴訟時效期滿后起訴的乙肝感染者視情形補償：仍在治療者300萬日元，不在治療者150萬日元。
這個補償遠低于訴訟時效內起訴者的標準。此前，厚生省和原告就補償金額達成一致：死亡、
肝癌、重度
肝硬化者3600萬日元，輕度肝硬化者2500萬日元，
慢性肝炎1250萬日元，乙肝攜帶者50萬日元；乙肝攜帶者日后做檢查產生的醫(yī)療費和交通費由國家負擔……
截至4月底，共有727名乙肝感染者或家屬起訴厚生省，訴訟時效期滿后起訴的是少數(shù)，有10-30人。日本民法中的訴訟時效是20年，此案訴訟時效從原告發(fā)病之日起算。
“我們不能拋棄發(fā)病20年后起訴國家的人�！庇写砻鞔_反對，要求政府一視同仁。
“讓政府進行無差別救濟”是原告?zhèn)兊囊回炛鲝�，但現(xiàn)在，多數(shù)代表同意接受有差別的救濟。61歲的原告代表谷口三枝子說，“肝癌、肝硬化的重病號有很多，不能再拖了。”
727名原告中，有半數(shù)是慢性肝炎，約兩成是肝硬化和肝癌，兩成是乙肝攜帶者，其余是遺族。官司開打以來，有12名原告陸續(xù)離世。
補償方案一旦最終確定，日本政府要補償?shù)牟恢乖嫦系?27人。厚生省估計，最多可能有40多萬乙肝感染者陸續(xù)索賠，未來30年內需支付3.2萬億日元，約相當于2010年全國總稅收的1/10，極可能成為日本歷史上涉及人數(shù)最多、金額最多的國家賠償案。平攤到國民頭上，每人約需負擔2.5萬日元。
日本經濟已低迷二十來年，如何籌措這筆巨款是個難題，特別是“3·11”關東大地震之后。厚生省官員透露，考慮通過削減預算、增加稅收、發(fā)行國債等方式解決。
“這種說法會離間乙肝感染者和國民的關系，助長公眾對乙肝感染者的歧視與偏見�！北焙５涝媛蓭煀W泉尚洋說，很多受害者不知道自己感染乙肝，實際索賠的人可能遠沒有40多萬。
金錢不是原告?zhèn)兊奈ㄒ荒康模踔敛皇亲钪饕哪康�。谷口在各種場合反復吶喊，“希望首相菅直人公開謝罪，希望政府出臺政策全面解決乙肝問題，消除偏見、歧視，讓我們可以坦然承認自己有乙肝。”
“國家的病人”艱難索賠
許多原告是在感染乙肝多年后，才知道罪魁禍首可能是國家。
谷口三枝子來自九州，22年前查出有乙肝。當時，在醫(yī)生建議下，她帶著一兒一女去醫(yī)院檢查，發(fā)現(xiàn)兩個孩子是乙肝攜帶者。這個結果，令她陷入極度自責之中。
兒子乙肝發(fā)病后，有一次面帶幽怨地說，“都是因為媽媽，我才得了乙肝。”性格敦厚的女兒有一回也大聲抱怨，“我以后如果乙肝發(fā)作會有多么可怕，你知道嗎？”谷口無言以對，只能流著淚連說“對不起”。
直到2006年，谷口的負罪感才稍稍減輕。當年6月份，日本各大媒體在重要版面或重要時段播發(fā)一則消息：17年前，北海道5名乙肝感染者將厚生省告上法庭，他們認為自己的乙肝是小時候接種疫苗時感染；那時厚生省強制實行疫苗接種，但它放任醫(yī)務人員重復使用注射器，致使以血液為蔓延通道的乙肝大舉擴張；經一審敗訴、二審部分勝訴，最高法院最終認定，“很難想象，在疫苗接種之外還有其他感染的可能性�！迸辛畋桓婀操r款2750萬日元。
谷口懷疑，自己極可能是類似的受害者。她試圖向厚生省索賠，被告知“最高法院的判決僅針對5名原告”。
北海道的肝硬化患者清本太一也計劃向厚生省索賠。
今年33歲的清本是一家廣告公司的設計師，15年前獻血時查出乙肝，當時不知乙肝從何而來，那時人們普遍認為，感染途徑主要是母子感染、輸血感染等，但他并沒有這些情況。北海道5名乙肝感染者的勝訴，也令他猜到謎底。
北海道、九州、東京、大阪等地，多名乙肝感染者像谷口、清本一樣打算索賠，沒有一例成功。令他們大受刺激的是，同樣因厚生省失職而染病的數(shù)百名丙肝患者得到大筆賠款。
上世紀六七十年代，厚生省批準3家藥企生產血液制劑纖維蛋白原、第九因子制劑等，用來為產婦、剛動手術的患者止血。因為血液滅菌不徹底，一些藥帶有丙肝病毒，致使1萬多名使用者感染丙肝。2002年起，部分受害者在大阪等5個地方陸續(xù)啟動官司，將厚生省和相關藥企告上法庭。
到2007年11月，東京等4地的原告陸續(xù)勝訴，大阪是庭外和解。解決方式不同，但前提一致，即認定厚生省和藥企負有責任。隨后，時任首相福田康夫在官邸向丙肝原告代表鞠躬道歉。2008年1月，《藥害丙肝受害者救濟法》頒布實施，要求依據(jù)病情補償受害者1200萬-4000萬日元。
恰在此時，北海道、福岡等地律師公開募集乙肝原告，計劃起訴厚生省。新一輪訴訟順勢而發(fā)，2008年3月28日，清本等5名北海道乙肝感染者率先起訴厚生省。他們比照丙肝受害者補償標準，提出1500萬-5000萬日元不等的索賠額，總計1.925億日元。隨后，廣島、九州、大阪等9地乙肝感染者紛紛遞交訴狀。
起初，各地原告只有寥寥數(shù)人，如廣島第一批原告有3個，大阪5個，新潟4個。辯護律師想方設法動員更多乙肝感染者起訴厚生省，如走上街頭舉行集會、散發(fā)傳單，主動聯(lián)系媒體宣傳造勢。原告隊伍迅速壯大，并相互呼應、支援。2009年1月份，他們組建全國原告團，擰成一根繩與厚生省對決。
對于原告而言，戰(zhàn)斗往往是凄苦的。為準備打官司，清本特意去體檢，不料結果是肝硬化，且情況相當糟糕，時日無多。
突然被拋到生命邊緣線，清本的生活一度陷入混亂：他想多攢點錢給兩個還未上小學的女兒，每天連續(xù)工作二十來個小時，天空破曉時才回家；他不顧妻子的勸阻，放縱自己，天天喝酒。但忙碌與迷醉沒能擋住無盡的焦慮，他一度到精神病科住院兩個月。出院后不久，他變成了孤獨的單身漢。
“集體接種疫苗”時代
有2006年最高法院的判決做鋪墊，谷口三枝子、清本太一等原告只需證明兩件事：自己在1948-1988年間打過疫苗；7歲前沒其他可能感染乙肝，比如出生時母親沒有乙肝，沒輸過血，等等。
1948-1988年，7歲前，這些特定數(shù)字背后有其特殊背景。
為富國強兵，日本政府很早即強制國民接種疫苗，如1876年要求種痘，不種痘的會被罰款，且不能遷移戶籍。二戰(zhàn)后頭幾年，
傷寒等疫病頻頻席卷日本，厚生省遂于1948出臺《預防接種法》，強制國民定期接種傷寒疫苗、
卡介苗等，或臨時接種流感、
霍亂等疫苗，違者罰款3000日元。
國民接種疫苗有兩種途徑，或參加政府組織的集體接種，或自行到私人診所個別接種。因為自行接種確認手續(xù)繁瑣等原因，多數(shù)日本人選擇到指定的小學、公民館、保健所等地，排隊集體接種疫苗。提及那段時間的疫苗接種，人們習慣說“集體接種疫苗”。
《預防接種法》公布之際，厚生省印發(fā)《預防接種心得》指導醫(yī)務人員：用注射器每注射一人，用酒精棉輕輕擦拭針頭，就可以給下一個人打，直至注射液全部用完。
那時，人類對肝炎所知不多，還未發(fā)現(xiàn)乙肝病毒、丙肝病毒等，籠統(tǒng)地將經口傳染的肝炎稱為甲肝，經血傳染的肝炎稱為乙肝，不過已意識到重復使用注射器的危險性。厚生省1948年發(fā)布告示，要求疫苗接種時注射針頭一人一消毒，1950年再進一步，要求注射針頭一人一更換，1958年修改《預防接種實施細則》，再次明確要求注射針頭一人一更換。但為省錢、省事，厚生省并未嚴格執(zhí)行這些措施。
兩名保健婦(護士)在1989年乙肝訴訟中曾出庭證明這一點。其中名叫石城赫子的說，她1961年開始做保健工作，換過多個單位，但注射疫苗的方法基本一樣：手拿裝滿注射液的注射器，給排隊等候的孩子們一個接一個地打，有時連針頭都不用酒精棉擦一下。一支注射器少則連打幾個孩子，多則70來人。
前車之鑒早已出現(xiàn)�！额A防接種法》實施那年，美國披露一則消息：1945年8月，美軍某部隊110人集體接種
破傷風疫苗，針頭是1人一換，針筒是10人一換，每個針筒裝有10人份的劑量，一個月后，半數(shù)人染上肝炎。
1987年年底，世界衛(wèi)生組織又發(fā)警告稱，注射時只換針頭不換針筒是危險的習慣。厚生省這次反應迅速，1988年1月下發(fā)通知到各都道府縣，要求注射針筒也要一人一換。令行禁止，集體接種疫苗時重復使用注射器的現(xiàn)象基本絕跡。
不少傳染病是借助血液傳播，比如乙肝、丙肝、
梅毒、
艾滋病、
瘧疾等，它們都可能隨著注射器的重復使用而找到新宿主。但數(shù)年乃至數(shù)十年后仍能追根溯源的，只有乙肝。
乙肝病毒感染有其特殊性。它襲擊免疫機能健全的成人時，或者直接被排出肝臟，或以
急性肝炎的方式迅速發(fā)作，形成抗體。它遇到免疫機能還不健全的7歲以下小孩時，特別是兩三歲的幼兒，容易潛伏在肝臟。隨著年齡增長，約15%的感染者會發(fā)展成慢性肝炎或肝硬化、肝癌。簡而言之，乙肝感染基本發(fā)生在7歲前。
乙肝感染的主要途徑有母子感染、輸血、重復使用注射器等，自己出生時媽媽有沒有乙肝，6歲前有沒有輸過血，這些容易查證、排除。其他血液傳染病，感染時間不局限于某個年齡段，難以確定因果關系。
據(jù)估計，日本乙肝感染者有120萬-140萬，其中40多萬禍起重復使用注射器。
接診醫(yī)生的發(fā)現(xiàn)與推動
乙肝訴訟的最早啟動者不是乙肝感染者，不是律師，而是醫(yī)生。
現(xiàn)任札幌綠愛醫(yī)院副院長的美馬聰昭，1974年第一次接診乙肝感染者，那回一下?lián)韥?0個。當時，乙肝感染者像結核病患者一樣處處受歧視，即使在醫(yī)院也不例外，餐具、病號服等被單獨分開清洗。蹊蹺的是，很多感染者不知道自己怎么得的乙肝，他們沒有輸過血，媽媽也沒有乙肝。
日本盛行組建患者會，如
糖尿病患者會、
高血壓患者會等。美馬決定把北海道的乙肝感染者組織起來，用集體力量改變個人際遇。1975年10月，“
病毒性肝炎病友會”成立。此后十來年，病友會的主要活動是請醫(yī)學名家作演講。
一個新發(fā)現(xiàn)讓美馬大吃一驚。1986年，他讀知名肝臟病專家飯野四郎的書得知，日本乙肝感染者之所以很多，與集體接種疫苗有關。隨后，他查閱大量文獻，發(fā)現(xiàn)有好幾名醫(yī)學專家持相同觀點。他整合各種資料，寫成自己的第一本書《肝炎———老常識新知識》，專辟一節(jié)解釋集體接種疫苗導致乙肝快速傳播。
“沒有比這更嚴重的踐踏人權的權力犯罪�！泵礼R考慮動員乙肝感染者起訴國家。1988年年初，他和幾名醫(yī)生朋友及律師討論如何操作。隨后，發(fā)起成立“肝炎訴訟支援會”，籌集打官司所需經費。
當時，“病毒性肝炎病友會”幾經變身，已更名為“北海道肝炎病友會”，會員從最初的20人壯大到3000人，但想從中找出起訴國家乙肝感染者并不容易。
美馬等人當時認為，有母子手賬的乙肝感染者才有資格起訴。母子手賬是記錄母子保健情況的冊子，孩子每次接種疫苗，上面會留下一筆。
完整保存母子手賬的乙肝感染者并不多，再加上一些人不想公開病情，最后只有木村伸一等5人適合且愿意打官司。5人中，1人是乙肝攜帶者，4人是慢性乙肝。
木村1987年22歲時，一次胃不舒服，結果被查出慢性乙肝。后來，他到其他醫(yī)院復查，接診醫(yī)生正好是美馬。
木村6歲前打過20次疫苗，他的媽媽回憶說，每次接種都要排隊，前面的打完，后面的立即跟上，不記得醫(yī)生打一次換一個針頭。
木村兄弟二人，弟弟后來也查出乙肝，并因此丟掉在食品公司的工作。
1989年6月30日，木村伸一等5人在札幌地方法院正式起訴厚生省，共索賠5750萬日元，奧泉尚洋是辯護律師之一。
那時，奧泉剛做律師，應朋友之邀加盟乙肝訴訟原告辯護團，“開始沒信心打贏官司，只是覺得案子關系到很多受害者，有意義。”
沒有直接證據(jù)可證明，5名原告的乙肝是接種疫苗時感染，奧泉等只能使用排除法：原告出生時母親沒有乙肝，7歲前沒輸過血；集體接種疫苗時注射器重復使用，極可能感染乙肝；除集體接種疫苗外，無法想象還有其他感染渠道。
整個論證工作，實際是由美馬等十來名醫(yī)務人員完成。證據(jù)主要來自文獻，他們多次前往北海道大學法學部、札幌醫(yī)科大學等地的圖書館，查看幾乎無人取閱的厚厚的資料，如明治時期的官方報告、二戰(zhàn)前后的醫(yī)學雜志、國外醫(yī)學文獻等。
漫長的訴訟，孤獨地奮戰(zhàn)
集體接種疫苗與原告的乙肝是否存在因果關系，是1989年乙肝訴訟的爭論焦點。一審期間，美馬聰昭4次出庭作證，拿出多種文獻資料支持原告。
令美馬受益匪淺的飯野四郎也出庭作證，但他站到了國家一邊。飯野當時是圣瑪麗安娜醫(yī)科大學教授，兼任厚生省慢性肝炎調查研究班分科會長。
法庭上，飯野否認“日本乙肝多發(fā)與集體接種疫苗有關”一說，改口稱主要原因是私人診所重復使用不消毒的注射器。他還說：任何年齡段都可能感染乙肝；除血液外，乙肝病毒還能通過唾液、汗液、精液等傳播。
飯野的證詞令美馬吃驚、憤怒，“很難相信那些有違常識的話是他說的�！�
另一知名肝臟病專家吉澤浩司也替厚生省說話。他承認集體接種疫苗可能傳播乙肝，但不認為那是主要原因，“乙肝病毒感染力超乎想象，含有乙肝病毒的血液，即使稀釋1億倍，仍有感染力。乙肝感染有眾多途徑，比如私人診所不潔注射�！�
飯野和吉澤當時是日本肝臟病研究的權威。飯野率先使用干擾素治療肝炎和腫瘤治療，他曾任職的東京市清川醫(yī)院門口，立著寫有“干擾素治療發(fā)祥地”的牌子。吉澤因用大猩猩做丙肝感染實驗而揚名。
醫(yī)學水平遠不及飯野、吉澤的美馬等人且戰(zhàn)且學，每次庭審后要往圖書館跑好多次，查資料、找論據(jù)。日本的民事案件一般在3年內審結，這樁乙肝訴訟案拖延11年才一審判決，很多時間用于原被告搜集證據(jù)。
與此同時，奧泉等人多次去東京請醫(yī)學名家作證，一共找了七八位，其中包括吉澤，結果一一被拒。有專家直言不諱地說，不能和厚生省作對，因為他們的科研經費要從那里申領。
奧泉等人還發(fā)現(xiàn)，乙肝訴訟開始后，新出版的醫(yī)學書籍幾乎不再提及集體接種疫苗與乙肝傳播之間的關系。
北海道屬于偏遠之地，那里的事往往不被日本大媒體關注，更何況當時的原告只有5個，站在其身后的律師和醫(yī)生也非名流。官司開打和判決時，《讀賣新聞》等用簡訊予以報道，漫長的庭審期間，此案極少出現(xiàn)在媒體上。
乙肝感染者對這起訴訟興趣也不大，北海道沒有新的原告加入，其他地方沒有新的訴訟跟進。用美馬的話說，他們是孤軍奮戰(zhàn)。
2000年3月28日，札幌地方法院下達判決：原告接種疫苗時感染乙肝的可能性不可否認，但因乙肝感染有著超乎想象的可能性，所以不能斷定就是接種疫苗所致。
十七年后終于勝訴
日本人韌性十足，不肯輕易認輸。一審判決后，美馬聰昭、奧泉尚洋等支持5名原告向札幌高等法院上訴。
奧泉知道，要想在二審中轉敗為勝，必須有得力的醫(yī)學證人支持。經人引薦，他找到當時在昭和大學做教授的與芝真彰。引薦者說，與芝是個好人，還不太有名，也許會接受邀請。
“我本來想逃，沒逃掉。”與芝回憶說，他當時是厚生省藥事食品衛(wèi)生審議會委員，如果為原告作證，可能會被審議會除名，還可能再也申請不到科研經費。
與芝更難跨越的是人情關。他和飯野四郎是系友，均畢業(yè)于東京大學醫(yī)學部。吉澤不是東大畢業(yè)生，但在東大學習過，和與芝算是半個校友。他們三人不止認識，關系還不錯。
奧泉第一次來訪時，與芝敷衍了事。奧泉第二次來，與芝仍不愿意挺身而出，但沒明確拒絕，而是說考慮考慮。不知奧泉是沒看出與芝的本意，還是故意逼上梁山，他告訴札幌高等法院說與芝愿意作證，并辦理相關手續(xù)。奧泉第三次來，與芝只好答應。
為準備證詞，與芝用一個暑假查資料，有關乙肝感染的日文的和外文論文，他看了三百來篇。
2002年10月法庭上，與芝針對飯野、吉澤的證言一一反駁。
與芝的父親二戰(zhàn)前是職業(yè)軍醫(yī)，二戰(zhàn)后開過私人診所，主營內科和小兒科。與芝在東京大學讀書時，經常到診所幫忙。他發(fā)現(xiàn)，平時不怎么愛干凈的父親在消毒問題上一絲不茍，每天把注射器先清洗、后沸煮30分鐘，十幾年如一日。
與芝說，很多私人診所由退役軍醫(yī)開辦，這些人在部隊已養(yǎng)成沸煮消毒的習慣。沸煮15分鐘，乙肝病毒就會喪失感染力，私人診所的消毒辦法足可防止乙肝病毒傳播。
與芝用兩件事來說明乙肝感染率與疫苗接種高度正相關，感染力并非超乎想象。他說，大約從1965年開始，媽媽們逐漸認識到疫苗的副作用，盡量少讓孩子接種疫苗，特別是一起“種痘釀禍事件”鬧得沸沸揚揚后，疫苗接種量直線銳減，有調查顯示，那些年乙肝感染率相應銳減。
1986年起，日本政府實施“乙肝母子阻止事業(yè)”，免費為乙肝媽媽所生嬰兒注射
乙肝疫苗。自那以后，幾乎沒再發(fā)生新的乙肝感染。與芝說，如果乙肝病毒感染力超乎想象，僅靠切斷母子傳染通道無法根除乙肝。
與芝的推理征服了法官。2004年1月16日，札幌高等法院判決：集體接種疫苗與原告感染乙肝有因果關系，因其中2人起訴時已過訴訟時效，故只支持另外3人的訴訟請求，命令厚生省共賠償1650萬日元。
這里，法官把20年訴訟時效的起算點定在原告最后一次接種疫苗時，結果遭到5名原告反對。厚生省更不服氣，拒不承認集體接種疫苗導致原告感染乙肝。原被告一起上訴。
法律的天平最終傾向原告，2006年6月16日，日本高等法院終審判決：維持二審判決對乙肝感染因果關系的認定，另將訴訟時效起算點改為原告發(fā)病之日。這樣，5名原告獲得歷史性勝利，遺憾的是其中1名原告已經去世。
發(fā)動新訴訟，推動國家立法
日本人酷愛秩序，他們能嚴格遵守法規(guī)，也熱衷于創(chuàng)立法規(guī)。比如藥害丙肝訴訟期間，受害者要求國家出臺政策全面解決丙肝乙肝問題，因為乙肝丙肝感染者約有350萬，其中60萬人發(fā)病，是日本第二大傳染病。發(fā)動乙肝訴訟之初，美馬聰昭、奧泉尚洋即已明確，終極目標不是為少數(shù)幾個人索賠。
最高法院下達判決當天，奧泉等人即前往厚生省，建議制定政策救濟所有乙肝感染者。為此事，他后來又去過許多趟，但厚生省不為所動。
奧泉決定在全國范圍內發(fā)動訴訟，推動立法救濟所有肝炎感染者。那段時間，他不斷接到乙肝感染者的咨詢電話，對方多數(shù)自稱可能是因接種疫苗染病。他一面告訴來電者新一輪訴訟即將開始，一面呼吁各地律師在當?shù)匕l(fā)起乙肝訴訟。
福岡、廣島、東京等多地律師紛紛響應，開設“乙肝110”募集原告。2008年2月，各地律師組成全國乙肝訴訟辯護團。3月，奧泉等律師代理的北海道乙肝訴訟案率先啟動。
1989年，乙肝訴訟原告律師有十幾人，接著參加新一輪訴訟的只有兩人。奧泉說，這個訴訟有望推動國家立法，他很高興代理。
新一輪訴訟中，如果按照常規(guī)套路只在法庭激辯，原告?zhèn)兊暮甏竽繕撕茈y實現(xiàn)。奧泉等律師決定改變策略，尋覓醫(yī)學證據(jù)之外的力量，以求盡快結束戰(zhàn)斗。
原告方花費許多心思造勢：比如起訴，原告是陸續(xù)加入的，各地辯護團一般不定期不定數(shù)地向法院遞交訴狀，但有時候，他們會相約在某一天同時起訴；每逢開庭，辯護團會廣發(fā)消息，邀請社會人士旁聽，“如果很多人到場，庭審氣氛會為之一變，使法官的緊迫感與責任感大增”；開庭之前，辯護團會在法院大門外舉行集會，向原告、支援者、記者等介紹最新進展及最近議程；每年6月前后，原告方會舉行集會，紀念2006年最高法院的判決……
他們如何撼動“大樹”
———弱小者們的勇氣與堅持
不同受害者，一樣的堅持
31歲的福田衣里子有兩個標簽，丙肝患者和政治明星。2001年，她還是個大學生，厚生勞動省公布消息稱，曾批準一些攜帶丙肝病毒的血液制劑投放到若干醫(yī)院。若干醫(yī)院中的一家，恰好是她的出
生地，她用過那種血液制劑。她去檢查，果然有丙肝。
據(jù)估算，約1萬人因使用那些血液制劑而感染丙肝。2002年，部分受害者在大阪等地起訴厚生勞動省和涉事藥企。那年，福田病情加重，退學接受干擾素治療。后來，她實名加入原告隊伍，全力投入訴訟。
身形瘦小的福田非常活躍，經常發(fā)表演講或接受采訪，激烈批評日本政府不重視人命。丙肝訴訟在2007年結案后，作為勝利者的她沒有就此止步，加入厚生勞動省一委員會，專門討論如何防止藥害丙肝事件再度發(fā)生。
福田表現(xiàn)搶眼，引來民主黨的競選邀請。她不負眾望，于2009年當選為眾議員。她的十大政治主張之一是，促成肝炎患者支援法。
執(zhí)著，幾乎是所有日本丙肝原告的特質，他們努力改寫曾被改寫的命運。把視線轉移到日本乙肝訴訟原告身上，可以看到一樣的堅持。
1989年北海道乙肝訴訟有過三次判決，一審原告全部敗訴，二審3人勝訴2人敗訴，勝訴者沒有去厚生省領賠款，而是陪著敗訴者一起上訴。終審判決全部勝訴后，很長一段時間內，原告之一木村伸一每個月都去東京，申請與厚生勞動省大臣面談，希望政府救濟所有乙肝感染者。
2008年波及全國的乙肝訴訟啟動后，木村經常參加原告方組織的集會、學習會等，分享心得，鼓勁加油�！陡窝讓Σ呋痉ā酚�2010年開始實施之際，設在厚生勞動省下“肝炎對策推進協(xié)議會”啟動，木村申請加入，以反映乙肝感染者的訴求。協(xié)議會20名會員中，有兩人是藥害丙肝訴訟原告。
從報紙上看到木村伸一勝訴的消息時，福岡縣的谷口三枝子激動落淚，以為政府會把所有因接種疫苗而感染乙肝的受害者找出來，進行補償。結果毫無動靜，她憤而起訴厚生勞動省，“我們不動，國家就不會動�！�
今年已經61歲的谷口聲音洪亮，善于表達，能用情真意切的言辭讓聽者感同身受。作為全國原告代表，她頻繁參與庭審、談判、學習會、記者會等，講述自己的苦楚、憤怒與訴求，每次都是感情飽滿，新鮮如初，看不出任何疲態(tài)。
作為原告，特別是原告代表，需要拿出很多時間為乙肝訴訟做事。北海道原告團副代表清本太一說，他想過放棄，但看到大家都很努力，他知道自己不能退出。
“弄清真相是件幸福的事”
木村伸一等乙肝受害者是幸運的，遇到一些有良知的醫(yī)生。北海道肝臟病醫(yī)生美馬聰昭告訴他們病源真相，鼓動他們起訴監(jiān)管不力的厚生省。美馬和幾名醫(yī)生花費大量時間搜集證據(jù)、尋找證人，其間還出版幾本書劍指厚生省，如《厚生省又一罪———集團預防接種擴散肝炎》、《不能不知道的肝炎———肝癌激增與集團預防接種》、《注射器肝炎》等。
第一輪乙肝訴訟中，肝臟病專家與芝真彰幫助原告轉敗為勝。他出庭證明，厚生省一度強制推行的集體接種疫苗與原告的乙肝存在因果關系。
與芝出戰(zhàn)前，并無信心打贏官司，“我只是把自己認為正確的事講出來，對勝負并不太在意。醫(yī)生是為患者而存在，如果能幫到他們，我會非常開心。”
迄今為止，與芝在3起醫(yī)療官司中站在患者一邊作證，兩次勝訴，一次敗訴。他說，失敗的那次，因為自己觀念太新，沒有獲得學會支持。
無論在哪里，和國家作對是需要勇氣的。與芝之所以愿意站在患者一方，與其另一身份有關。
與芝的父親在二戰(zhàn)前是軍醫(yī)，二戰(zhàn)后開診所。診所附近有個破敗的松光寺，寺廟不大，父親掏錢進行了修整。與芝從小耳濡目染，順其自然地延續(xù)了父親的事業(yè)，一面做醫(yī)生，一面做住持。他在醫(yī)院目睹過很多悲劇，每有病人離世，他都感到傷心。
木村和谷口三枝子等遇到一群有社會責任感的律師。兩輪乙肝訴訟中，辯護律師不是一般意義上的代理人，更是組織者、策劃者。在第二輪訴訟中，這一點體現(xiàn)得尤為明顯，北海道律師奧泉尚洋等募集原告挑起官司，在臺前幕后運籌帷幄，原告只需拿出時間出現(xiàn)在某些場合，講述個人經歷和一些看法。
更關鍵的是，木村等人遇到的法官依法辦案。法庭上，法官問得非常細致，對一些難懂的專業(yè)問題反復詢問，讓原被告、律師及證人充分展開論述。這從幾個關鍵證人的證詞長度可見一斑，與芝的證詞記錄有69頁，飯野四郎92頁，吉澤浩司171頁。飯野和吉澤站在厚生省一邊，否認集體接種疫苗一度導致乙肝蔓延。
“日本的司法審理，不會因為你是名人，就覺得你說什么都對�！迸c芝說，誰的證據(jù)充分誰就能獲勝。奧泉也認為，從一審、二審到終審，法官是公正的，并未偏袒強勢的厚生省。
現(xiàn)在，美馬在籌劃另一個肝炎訴訟———組織一些丙肝患者起訴厚生省。北海道由仁町三川地區(qū)丙肝多發(fā)，美馬在上世紀80年代已注意到這一問題，他懷疑是某些醫(yī)院使用不潔注射器做靜脈注射所致，終極原因仍是厚生省監(jiān)管不力。木村等5名乙肝感染者勝訴后，他重新關注三川地區(qū)的丙肝問題，將其作為余生的一件大事，“弄清真相是件幸福的事”。
“有對立，但很少打擊報復”
如果沒有勇敢抨擊日本政府，福田衣里子現(xiàn)在可能還是一介平民。乙肝訴訟中，沒有出現(xiàn)福田式的幸運兒，但沒有人因為站在原告一方而招來災禍。
與芝真彰出庭作證時是昭和大學藤之丘醫(yī)院教授，兼任厚生省藥事食品衛(wèi)生審議會委員。他一度擔心事后會被踢出審議會，結果沒有。他半開玩笑半認真地說，“可能是我因為作證變得更有名，不好開除�！�
與芝的事業(yè)節(jié)節(jié)攀升，作證后第二年升任藤之丘醫(yī)院副院長，第三年成為院長。2009年，他轉任東京高輪醫(yī)院院長。高輪醫(yī)院是公立醫(yī)院，歸厚生省管轄。
“在日本，看得見的打擊報復很少，看不見的對立是有的。”與芝唯一感到的負面影響是，他和飯野四郎、吉澤浩司的關系變得緊張，他們3人原本是朋友，經常一起討論問題。
發(fā)動第一輪乙肝訴訟時，美馬聰昭是個普通的肝臟病醫(yī)生，同行中有人持不同觀點，反對起訴厚生省，但沒有誰阻撓他的行動�，F(xiàn)在，他是札幌綠愛醫(yī)院副院長。
北海道律師奧泉尚洋執(zhí)業(yè)22年，為乙肝訴訟奔波22年。盡管是與國家作對，但他從未受到任何明的或暗的壓力，頂多是接受稅務調查。
訴訟過程中，原告方經常組織活動以擴大影響，比如到厚生勞動省請愿，舉辦集會、學習會，或走上街頭發(fā)表演說或散發(fā)傳單等。這期間，沒有任何個人或政府部門出面干涉甚至阻撓，原告和律師可以盡情表達。
3月4日，第二輪乙肝訴訟原被告的又一輪談判在札幌地方法院進行。談判開始前半個小時，奧泉、谷口三枝子等人在法院大門外集會，多家媒體到場采訪。大門內站著兩三個警察，默默地看著、聽著。
日本政府已經低頭，只差開口謝罪。走到這一步，不是僅靠個人毅力和智慧可以實現(xiàn)的。
記者：左志英
來源：南方都市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