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夢溪論國學之二
文/劉夢溪
·編者按·
上世紀二十年代，是國學流行的年代。數(shù)年之間，以探究國學為宗趣的講座、刊物、書籍層出不窮。更有諸多大師級人物出來闡釋自己的“國學”要義。其中，胡適和梁啟超兩位文化聞人開列的“最低限度的國學書目”所引起的爭論，尤讓人一新耳目。而影響最深遠的，莫過于1923年北大國學門和1925年清華國學研究院的設(shè)立，雖僅存四年，卻為"新國學"的創(chuàng)生及發(fā)揚光大，立下了可貴的學術(shù)范例。
如今歷史已翻開新的冊頁，人們在書寫歷史的新篇章時，仍為那一時代大師們的立身行事和輝煌的著述感嘆唏噓。但歷史的文化創(chuàng)舉，我們今天還能夠重復(fù)嗎？
接續(xù)上期，中國藝術(shù)研究院中國文化研究所所長劉夢溪先生為我們繼續(xù)詮釋那個國學鼎盛的年代。
1.胡適和梁啟超的“國學書目”
就其實用性和有效性來說，“梁目”顯得道高一尺。如果我是讀者，要我對“胡目”和“梁目”作出選擇，我肯定投梁的票。
國學在上個世紀二十年代，可以說是一種流行。許多與國學有關(guān)的較大事件，都發(fā)生在二十年代。章太炎的上海系列國學講座，在二十年代之初，已如前述。然而幾乎在章氏上海演講的同時，兩位當時最著名的文化聞人各自開列一份自己認可的國學書目，并因此引出一番爭論。
兩位當事人的身份影響不比尋常。一位是大名鼎鼎的胡適，一位是鼎鼎大名的梁啟超，他們在1922年和1923年，分別開了兩個不同的國學書目。胡適開的書目，題目是《一個最低限度的國學書目》，刊載在1922年《讀書雜志》第七期上，是應(yīng)清華學校胡敦元等四人的要求而開列的。所列書籍共184種，其中工具書14種，思想史92種，文學史78種。此書目刊布后，首先受到《清華周刊》的一位記者的來信質(zhì)疑，認為胡適所說的國學的范圍太窄，只包括思想史和文學史，而單就思想史和文學史而言，又顯得太深。這封來信說：“先生現(xiàn)在所擬的書目，我們是無論如何讀不完的。因是書目太多，時間太少。而且做學生的，如沒有讀過《大方廣圓覺了義經(jīng)》或《元曲選一百種》，當代的教育家，不見得會非難他們，以為未滿足國學最低的限度。”(《胡適全集》第2卷，頁125)我們今天來重新檢討胡適開的這個書目，不能不承認《清華周報》記者的質(zhì)疑是有一定道理的。
可是胡適并沒有被說服，他寫了《答書》，重申只列思想和文學兩部分，是考慮到“國學的最低限度”，擬的是一個“門徑書目”，如果還要把“其余民族史、經(jīng)濟史”一一列出，“此時更無從下手”。他針對來書所提意見，作了反駁，他寫道：“先生說，‘做留學生的，如沒有讀過《圓覺經(jīng)》或《元曲選》，當代教育家不見得非難他們�！@一層，倒有討論的余地。正因為當代教育家不非難留學生的國學程度，所以留學生也太自菲薄，不肯多讀點國學書，所以他們在國外既不能代表中國，回國后也沒有多大影響。我們這個書目的意思，一部分也正是要一般留學生或候補留學生知道《元曲選》等是應(yīng)該知道的書�！�(《胡適全集》第2卷，頁126)
雖然如此，我們還是無法不覺得胡適之先生有一點“強詞奪理”。所以他說，如果一定要擬一個“實在的最低限度的書目”，那么不妨在原書目上圈出一些，于是他圈出了38種，包括《書目答問》、《中國人名大辭典》、《中國哲學史大綱》、《老子》、《四書》、《墨子閑詁》、《荀子集注》、《韓非子》、《淮南鴻烈集解》、《周禮》、《論衡》、《fo遺教經(jīng)》、《法華經(jīng)》、《阿彌陀經(jīng)》、《壇經(jīng)》、《宋元學案》、《明儒學案》、《王臨川集》、《朱子年譜》、《王文成公全書》、《清代學術(shù)概論》、《章實齋年譜》、《崔東璧遺書》、《新學偽經(jīng)考》、《詩集傳》、《左傳》、《文選》、《樂府詩集》、《全唐詩》、《宋詩鈔》、《宋六十家詞》、《元曲選一百種》、《宋元戲曲史》、《綴白裘》、《水滸傳》、《西游記》、《儒林外史》、《紅樓夢》等，另加上《九種紀事本末》。
梁啟超的國學書目，是應(yīng)《清華周報》記者的要求所開，題目叫《國學入門書要目及其讀法》，寫于1923年4月26日。他說是在獨居翠微山，“行篋無書”，“竭三日之力，專憑憶想所及草斯篇”。我必須說，以我個人讀飲冰主人的著作所達成的了解，他是最有能力在“行篋無書”的情況下，能夠開出幾百種適當書目的人。他的書目包括五大類：甲、修養(yǎng)應(yīng)用及思想史關(guān)系書類，39種；乙、政治史及其他文獻學書類，21種(廿四史算做一種)；丙、韻文書類，44種；丁、小學書及文法書類，7種；戊、隨意涉覽書類，30種�？偣�141種。不僅列出書名，每種書之后大都有導(dǎo)讀式的說明。
例如在《論語》和《孟子》書名后寫道：“《論語》《孟子》之文，并不艱深，宜專讀正文，有不解處方看注釋。注釋之書，朱熹《四書集注》為其平生極矜慎之作，可讀。但其中有墮入宋儒理障處，宜分別觀之，”說來不好意思，我在讀任公書目前，也是這樣主張。讀先秦經(jīng)典，細讀白文最重要。任公先生對朱熹《四書集注》的評價也極精到，一是大大好書，二是不免有時為“理”所障。又如對于《老子》，他說這是“道家最精要之書，希望學者將此區(qū)區(qū)五千言熟讀成誦。注釋書未有極當意者，專讀白文自行尋索為妙�！闭\哉斯言，自是白文細讀慢悟最妙。對《周禮》，任公先生寫道：“此書西漢末晚出。何時代人所撰，尚難斷定。惟書中制度，當有一部分為周代之舊，其余亦戰(zhàn)國秦漢間學者理想的產(chǎn)物。故總宜一讀。注釋書有孫詒讓《周禮正義》最善�！睂Α豆茏印�，他概括說：“戰(zhàn)國末年人所集著者，性質(zhì)頗雜駁，然古代各家學說存其中者頗多，宜一瀏覽。注釋書戴望《管子校正》甚好。”關(guān)于《管子》一書的來路、性質(zhì)、價值及傳注之優(yōu)者，一一道明，雖只幾句話。又如對顧炎武《日知錄》和《亭林文集》，他說：“顧亭林為清學開山第一人，其精力集注于《日知錄》，宜一瀏覽。讀文集中各信札，可見其立身治學大概�！睂υ鴩秃忠淼奈募喂壬f：“信札最可讀，讀之見其治事條理及朋友風義。”只此一句，即給人無限回味。又如于《張?zhí)兰氛f：“江陵為明名相，其信札益人神智，文章亦美�！庇凇端�(jīng)注》：“六朝人地理專書，但多描風景，記古跡，文辭華妙，學作小品文最適用”等等。列舉書目的同時，并概述源流，撮以精要，給出閱讀門徑。
因此就其實用性和有效性來說，“梁目”顯得道高一尺。如果我是讀者，要我對“胡目”和“梁目”作出選擇，我肯定投梁的票�！傲耗俊奔捌渥x法，即使在今天仍有參考價值。不是因為別個，主要就讀中國載籍的多寡而言，胡適之先生不能不把座位讓給梁任公先生。但“梁目”同樣存在列目過多的問題，與“初學”所需不能吻合。所以任公先生在開畢上述書目之后，也擬了一個“真正之最低限度”的國學書目，計有《四書》、《易經(jīng)》、《書經(jīng)》、《詩經(jīng)》、《禮記》、《左傳》、《老子》、《墨子》、《莊子》、《荀子》、《韓非子》、《戰(zhàn)國策》、《史記》、《漢書》、《后漢書》、《三國志》、《資治通鑒》或《通鑒紀事本末》、《宋元明史紀事本末》、《楚辭》、《文選》、《李太白集》、《杜工部集》、《韓昌黎集》、《柳河東集》、《白香山集》，其他詞曲集隨所好選讀數(shù)種。任公先生說，如果連這個“真正之最低限度”的書也沒有讀，“真不能認為中國學人矣”。
大書目不必說，即以“真正之最低限度”的書目為例，胡、梁書目的不同處亦甚明顯�！昂俊庇衒o經(jīng)四種；“梁目”一種沒列�！昂俊钡奈膶W部分，有《樂府詩集》、《全唐詩》、《宋詩鈔》、《宋六十家詞》、《元曲選一百種》；“梁目”卻不具大的類書，只列《楚辭》、《文選》、《李太白集》、《杜工部集》、《韓昌黎集》、《柳河東集》、《白香山集》幾種。“胡目”有小說四大名著；“梁目”則根本不列小說。“梁目”的子書部分，孔孟之外，老、墨、莊、荀、韓均有，“胡目”則沒有墨子�！傲耗俊庇星八氖罚昂俊币皇芬矡o�！傲耗俊比性�、書、禮、易、春秋(左氏傳)“五經(jīng)”；“胡目”只列詩、禮、左傳，而缺易經(jīng)和書經(jīng)。照說開列國學書目，“五經(jīng)”、“四書”、諸子、前四史，無論如何不能或缺，但“胡目”缺失得令人詫異，竟然乙部之書，一部全無。至于集部之書，當然是“梁目”的舉要的辦法更好些，對于初步接觸國學者，李、杜、韓、柳、白諸家，遠比籠統(tǒng)的《全唐詩》、《宋詩鈔》、《宋六十家詞》來得真切便利。尤其將《水滸傳》、《西游記》、《儒林外史》、《紅樓夢》列為國學書，更屬擬于不倫。
我們今天感到有趣的是，梁在開列自己的書目同時，對“胡目”還作了尖銳的批評。任公先生在《評胡適之的〈一個最低限度的國學書目〉》一文中，開首就明確地說：“胡君這書目，我是不贊成的，因為他文不對題。”所以然者，是因為胡適本來的目的，“并不為國學有根底的人設(shè)想，只為普通青年人想得一點系統(tǒng)的國學知識的人設(shè)想”，但他卻開了那樣一大堆一般青年人無法卒讀的書。而如果是為國學研究者開的書目，則又嫌不夠?qū)ｉT。所以梁任公責備胡適“把應(yīng)讀書和應(yīng)備書混為一談”了。對“胡目”的不著史書，卻列出許多小說家言，梁啟超尤致不滿，他質(zhì)問說：
任公先生上述這些辯難，平心而論胡適是無法反駁的�！昂俊敝羞�有《正誼堂全書》六百七十余卷，以及戲曲《綴白裘》和小說《兒女英雄傳》，于是一并成為任公先生批評的把柄：“《尚書》、《史記》、《漢書》、《資治通鑒》為國學最低限度不必要之書，《正誼堂全書》、《綴白裘》、《兒女英雄傳》反是必要之書，真不能不算石破天驚的怪論�！蔽恼伦詈罅簡⒊偨Y(jié)道：“總而言之，胡君這篇書目，從一方面看，嫌他掛漏太多；從別方面看，嫌他博而寡要，我以為是不合用的�！钡扔诜穸恕昂俊�。
但胡適之先生的學者風度卻是了不起，雖為梁啟超所痛駁，卻在1924年11月出版的《胡適文存》二集里，全文附錄了“梁目”和梁的批評。這種風度今天已經(jīng)不容易看到了。兩位文化領(lǐng)軍當年開列的國學書目和關(guān)于國學書目所作的討論，對二十年代的國學推動產(chǎn)生的影響作用，自然可想而知。雖然，對“梁目”也不是全都贊成，一位叫徐劍緣的就以《評胡梁二先生所擬國學書目》為題，在批評“胡目”的同時，也批評了“梁目”。另外還有陳鐘凡也開了一個《治國學書目》，以及李笠的《國學用書撰要》，影響益發(fā)擴大了。
“胡君為什么把史部書一概屏絕？一張書目名字叫做‘國學最低限度’，里頭有什么《三俠五義》、《九命奇冤》，卻沒有《史記》、《漢書》、《資治通鑒》，豈非笑話？若說《史》、《漢》、《通鑒》是要‘為國學有根底的人設(shè)想’才列舉，恐無此理。若說不讀《三俠五義》、《九命奇冤》便夠不上國學最低限度，不瞞胡君說，區(qū)區(qū)小子便是沒有讀過這兩部書的人。我雖自知學問淺陋，說我連國學最低限度都沒有，我卻不服�！�(《胡適全集》第2卷，頁152)
2.北大國學門與清華國學研究院
如果北大國學門被胡適視為新國學的話，那么清華國學研究院就更應(yīng)該是新的國學了，而且是與西方漢學聯(lián)系在一起的新的國學。
不過，上世紀二十年代關(guān)乎國學的兩件最大的事情，還是
北京大學成立國學門和清華大學成立國學研究院。
先說北大國學門。蔡元培先生1917年掌門北大之后，他的學術(shù)理念之一是建立分科的研究院所。1921年通過《北大研究所組織大綱提案》，第二年，即1922年1月，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宣告成立。所長由蔡先生兼任，主任是太炎弟子、研究文字訓詁的沈兼士，委員包括胡適、李大釗、魯迅、周作人、錢玄同、朱希祖、蔣夢麟、馬衡、陳垣、沈尹默等碩學、健將、老師，陣容不可謂不強大。國學門下面設(shè)歌謠研究會、明清史料整理會、考古學會、民俗調(diào)查會、方言研究會等分支機構(gòu)。國內(nèi)外一些大儒被聘為國學門導(dǎo)師，有鋼和泰(AlexanderVonStealHolstein，俄國梵文專家)、伊鳳閣(Alekseilvanovichlvanov，俄國西夏文專家)、柯劭愍、夏曾佑、陳寅恪。開始也聘了王國維，已經(jīng)獲允，后來王退出。并按照國外高等研究機構(gòu)的慣例，施行通信員制度，請世界知名的漢學家擔任，例如法國的伯希和(PaulPelliot)，德國的衛(wèi)禮賢(RichaidWilhelm)，日本的田邊尚雄等。羅振玉也被邀請，但后來羅亦退出。我們從機構(gòu)設(shè)置和人員組成可以看出，北大國學門是一個開放的重視與國外漢學界交流的研究機構(gòu)，顯然這與蔡元培先生的思想和胸襟有關(guān)。
北京大學國學門的影響似乎大于建樹，下屬各學會做的實在事情比較多，真正具體的國學研究，反做得不盡如人意。到國學門從事研究的研究生，人數(shù)也并不很多，1922至1927六年之間，審查合格的研究生只有46人。這些數(shù)字我根據(jù)的是臺灣陳以愛女士所著《中國現(xiàn)代學術(shù)機構(gòu)的興起》一書(江西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這是一本征引資料豐富、學風嚴謹?shù)闹�。因為她的論說是以北大研究所國學門為中心加以探討，所以當我涉及相關(guān)材料時，不能不佩服她敘論的精當。
北大國學門的大舉措是1923年創(chuàng)辦《國學季刊》，而尤以胡適執(zhí)筆撰寫的《發(fā)刊宣言》影響最著。胡適在《宣言》中首先對明末迄于民初三百年中古學研究的歷史給以檢討，肯定三百年來整理古書、發(fā)現(xiàn)古書、發(fā)現(xiàn)古物三方面所取得的成績，而缺點則是：研究的范圍太窄；太注重功力而忽略了理解；缺乏參考比較的資料。然后提出研究古學應(yīng)該注意的問題，也有三個方面，一是擴大研究范圍，二是注意系統(tǒng)的整理，三是博采參考比較的資料。特別對如何系統(tǒng)整理的問題作了詳盡闡釋。最后以三個方向的期待作為治國學的互勉條件：“第一，用歷史的眼光來擴大國學研究的范圍。第二，用系統(tǒng)的整理來部勒國學研究的資料。第三，用比較的研究來幫助國學的材料的整理與解釋。”(《胡適全集》第2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頁17)當胡適晚年的時候，回憶起這篇《〈國學季刊〉發(fā)刊宣言》時，他明確說，這是一篇“主張以新的原則和方法來研究國學的宣言”，是“新國學的研究大綱”(唐德剛譯注《胡適口述自傳》，廣西師大出版社，2005，頁205)。因此不妨說，上世紀20年代以北大國學門為代表的國學研究，應(yīng)該屬于新國學的范疇。
除了《國學季刊》之外，北大國學門后來還有《國學門周刊》和《國學門月刊》的創(chuàng)辦�！吨芸酚�1925年出版，因經(jīng)費和稿源都存在問題，第二年即1926年改成了《月刊》。但也只出版了一年的時間，到1927年的年底，《國學門月刊》也�？耍冶贝髧鴮W門也在這一年陷于停頓。
再說清華國學院。認真說來，當時清華大學的正式名稱叫清華學校，還沒有定名為清華大學，直到1928年，才定名為國立清華大學。而國學研究院的正式名稱，也應(yīng)該叫清華學校研究院。那么何以又稱國學研究院？因為清華研究院之設(shè)，略同于北大設(shè)研究所國學門，本來想涵蓋自然科學、社會科學等各個學科，由于經(jīng)費的限制，也有學科的成熟程度的問題，最先辦起來的只有國學一科。所以就把清華學校研究院，簡稱而偏好的叫做清華學校國學研究院了。吳宓擔任清華研究院主任，他幾次提議正式定名為國學研究院，都未能獲準�？墒羌s定俗成的力量是不可抗拒的，雖未獲準，人們還是那樣叫，而且叫開了，到后來大家以為當時成立的就是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
清華國學研究院成立于1925年，與北大國學門的不同之處，是清華國學院的設(shè)計和建制更周詳細密，更便于實施。它沒有請一大堆名流、教授，導(dǎo)師只王國維、梁啟超、趙元任、陳寅恪四人，人稱“四大導(dǎo)師”。講師一人，考古學家李濟。助教三人，陸維釗、梁廷燦、章明煌。助理員一人，事務(wù)員一人。再加上主任吳宓。就這么幾個人。同時導(dǎo)師和學員都必須住校，四大導(dǎo)師亦不能例外。王國維住西院，梁啟超住北院2號，趙元任住南院1號。陳寅恪報到的時間比較晚，1925年9月9日國學院開學，第二年7月8日他才來到清華。他開始住工字廳的西客廳，與吳宓一起，后來與趙元任同住南院。學員的水準比北大國學門的學員似乎也要高一些，共招生四屆，畢業(yè)人數(shù)為74人，其中王力、賀麟、張蔭麟、吳其昌、姚明達、周傳儒、徐中舒、
姜亮夫、陸侃如、劉節(jié)、劉盼遂、謝國楨、羅根澤、蔣天樞等，日后都成為我國20世紀人文學術(shù)的中堅力量。
至于清華國學研究院的課程設(shè)置和研究范圍，可以說不僅和章太炎先生倡導(dǎo)的國學不同，與北大國學門的設(shè)定也有區(qū)別。四大導(dǎo)師授課的內(nèi)容為：王國維講《古史新證》、《說文練習》、《尚書》和《最近二十年來中國新發(fā)現(xiàn)之新學問》，梁啟超講《中國文化史》、《史學研究法》，陳寅恪講《西人東方學之目錄學》、《fo經(jīng)翻譯文學》，趙元任講《方言學》、《普通語言學》和《音韻學》，李濟講《民族學》和《考古學》�？梢娭v授之內(nèi)容已經(jīng)超越了一般所謂國學的范圍。事實上王國維、陳寅恪的學問途徑，與西方漢學的方法多有一致之處，原本就是國外漢學界最看重的中國學者。趙元任的語言學研究，也屬于現(xiàn)代語言學的范疇。李濟的民族學和考古學，更直接運用了人類學的方法。所以，如果北大國學門被胡適視為新國學的話，那么清華國學研究院就更應(yīng)該是新的國學了，而且是與西方漢學聯(lián)系在一起的新的國學。
清華國學研究院持續(xù)的時間不長，1925年成立，1929年就停辦了，只有短短四年時間。1927年王國維自殺、1929年梁任公病逝，導(dǎo)師后繼乏人，固然是清華國學院不得不停辦的理由，但深層原因，應(yīng)和傳統(tǒng)學術(shù)向現(xiàn)代學術(shù)轉(zhuǎn)變過程的學科整合及學科建設(shè)有關(guān)。北京大學國學門持續(xù)的時間也是四年，1923年至1927年，兩者恐怕不完全是巧合。陳寅恪《王觀堂先生挽詞》的結(jié)尾有句寫道：“但就賢愚判死生，未應(yīng)修短論優(yōu)劣�！鼻迦A國學院作為二十世紀直接和國學相關(guān)的一件大的事情，作為世紀話題，它的學術(shù)創(chuàng)生的地位和它所播撒的學術(shù)種子，其影響力八十年后亦未見其少衰。
3.歷史的“文化創(chuàng)舉”不能重復(fù)
歷史有時是會“重復(fù)”的，但重復(fù)不應(yīng)該是“蟻蝗磨轉(zhuǎn)”，原地踏步，而應(yīng)該是螺旋式上升。我們今天的“國學熱動”，其學術(shù)水平是否已經(jīng)高過二十年代？
回觀20世紀頭二十年的國學景觀，對當時一些有影響的國學刊物和重要的國學出版物，不能不稍加留意。單是以“國學”兩字入名的刊物就有好多種。當然1905年印行的《國粹學報》，創(chuàng)辦者是鄧實、黃節(jié)等在上海成立的“國學保存會”，雖沒有以“國學”名刊，“國學”二字的義涵已在其中。梁啟超設(shè)計的《國學報》，應(yīng)該是最早的一個以“國學”為名而未獲實施的刊物。爾后就是羅振玉創(chuàng)辦的《國學叢刊》。羅振玉和王國維辛亥革命前均供職學部，《國學叢刊》即創(chuàng)辦于此時，原擬每年出版六編，結(jié)果只在1911年出了兩編，便不再辦下去。所以王國維寫于1911年正月的那篇有名的《國學叢刊序》，反而比《國學叢刊》本身影響還大。羅亦有序，曾經(jīng)王的潤正。再就是北大國學門的《國學季刊》，因胡適撰寫宣言而名聲遠播，前面已經(jīng)談到。清華國學研究院的刊物是1927年出版的《國學論叢》。此外還有地址在北京的中國大學辦的《國學叢編》，上海國學昌明社的《國學雜志》，上海國學研究會的《國學輯林》，南京
東南大學和高師國學研究會的《國學叢刊》，以及
廈門大學的《國學�？返�。其實廈門大學1926年也有國學研究院之設(shè)，只不過因人事糾葛，事未成而先已停辦。此一過程桑兵先生《晚清民國的國學研究》一書(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考訂至詳，大家可參看。
至于以“國學”入名的書籍，亦復(fù)不少。曹聚仁記錄整理的章太炎1922年上海講演的書名叫《國學概論》，錢穆1928年以講義成書，也題書名為《國學概論》。我的看法，章、錢這兩種《概論》，是20世紀二十年代最重要的綜論國學的著作。其余三十年代出版的譚正壁的《國學概論講話》、顧藎臣的《國學研究》、馬贏的《國學概論》、蔣梅笙的《國學入門》、張振鏞的《國學常識答問》、李冷衷的《國學常識述要》、葉北巖的《學生國學答問》、謝葦豐的《國學表解》等等，立名雖多，學術(shù)含量及影響不過聊勝于無耳，可不置論。
因此如果說上世紀二十年代曾經(jīng)有過一陣子“國學熱”(曹聚仁曾以“春雷初動”四字加以形容)，于事實恐怕是相符的。不過處此“國學熱”中的核心人物，還是章太炎、梁啟超、胡適之，沒有這三位大儒的鼓動，國學研究縱加力而行，也不會有“國學熱”出現(xiàn)。如今歷史的掛歷已翻過九十個年頭，令人感到驚訝的是，去夏以來的國學“熱動”，和二十年代頗有相似之處，連歷史轉(zhuǎn)換的背景也感到雷同。1917年以《新青年》為表征所開啟的新文化運動，這似乎是我們的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二十年代初胡適提倡“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號召大家進研究室，很像我們的九十年代；然后就是上面說的二十年代的“國學熱”，也就是我們的今天了。只不過當年歷史轉(zhuǎn)換的快，三種思潮輪替才用了七八年的時間，我們呢，用了二十多年。歷史有時是會“重復(fù)”的，但重復(fù)不應(yīng)該是“蟻蝗磨轉(zhuǎn)”，原地踏步，而應(yīng)該是螺旋式上升。
然則我們今天的“國學熱動”，其學術(shù)水平是否已經(jīng)高過二十年代？恐怕誰也不敢這樣說。時下熱賣的相關(guān)圖籍，不還是當時的那些著作嗎？大家感到最具參考價值的，仍逃不脫章太炎和錢穆的兩種《國學概論》，只不過印制的更精美罷了。即使有的大學辦起了國學研究院，能夠和當年的北大國學門、清華國學研究院相比嗎?最大的不同是，我們今天已經(jīng)沒有章太炎、梁啟超、胡適之這三位有資格當眾說點“胡話”的國學大家了。更不要說，不愿與“熱”，只肯一意深研的王國維和陳寅恪，我們能讀懂他們的書，已非一件易事。
歷史可以重復(fù)，歷史的文化創(chuàng)舉卻是不能重復(fù)的。何況北大國學門也好，清華國學研究院也好，都只存在了四年的時間。
－－－－－－－－－－－劉夢溪論國學之三
1. “國粹”與“國故”
前面兩篇，我主要對國學的發(fā)生和流變作了一番梳理，重點在述史，現(xiàn)在則需要對國學這一概念本身作一些學理的探討。
其實“國學”一詞，是與另外兩個相近的詞匯聯(lián)系在一起的，檢討國學，不能不提到另外兩個詞匯，這就是“國粹”和“國故”。
“國粹”一詞出現(xiàn)最早，專事此一領(lǐng)域研究的鄭師渠先生，且在其《晚清國粹派》一書中，考證出該詞的中文文本出處首推梁啟超的《中國史敘論》，也就是說，是在1901年。而任教美國康奈爾大學的馬丁·伯納爾(Martin Bernal)教授，在1976年撰寫的《劉師培與國粹運動》長篇論文中，對“國粹”一詞1887至1888年在日本流行的情形，作了豐富的引證。他寫道：
“1887年，國粹一詞開始在日本普遍使用。這是針對明治維新而發(fā)的一種反動。他們企圖說服西方勢力，日本已經(jīng)文明——也就是西化——得足以重訂條約、廢止外國租界的治外法權(quán)。其實，自1850年代開始逐漸擴展的西化浪潮，由于政府積極地推動各種歐式習俗而達于巔峰�！�(傅樂詩等著《中國近代思想人物論·保守主義》，臺北時報出版公司，1985，頁94)
又說：“在這種氣氛下，以維護國粹為職志的團體也形成了。在知識分子方面的斗士首推三宅雪嶺與志賀重昂。1888年后者發(fā)表新刊物《日本人》的出版方針時表示：‘長久以來，大和民族的成長是有目共睹的事實，它玄妙的孕育出自己獨有的國粹(nationality)，此一國粹在日本本土發(fā)長，隨著環(huán)境而有不同的回響。從孕育、出世、成長到發(fā)揚，經(jīng)過不斷地傳承與琢磨，它已經(jīng)成為大和民族命脈相系的傳國之寶。’”(同上)
然而如果把“國粹”一詞用更明白的語詞加以置換，它到底是什么涵義呢？志賀主張將“國粹”解釋為民族性，但伯納爾認為解釋為“民族精髓”也許更合適一些。后來日本的國粹派們尋找到一種容易被廣泛接受的解釋，即國粹指一個國家特有的財產(chǎn)，一種無法為其他國家模仿的特性。
伯納爾毫不懷疑，1898至1905年這一時期活躍于中國政治文化舞臺的知識分子，比如梁啟超等，明顯接受了日本國粹派的影響。他引用了任公先生1902年寫給黃遵憲的信，其中直接使用了“國粹”的概念。梁的觀點系黃致梁的信中所保留，我在前面已經(jīng)引錄，關(guān)鍵語句是：“養(yǎng)成國民，當以保存國粹為主義，當取舊學磨洗而光大之�！秉S有出使日本的經(jīng)驗，他給梁的信里也曾略及日本“國粹之說起”的原因。這里，我附帶作一個說明，伯納爾教授引錄的關(guān)于任公先生的這條材料，是從楊天石先生1965年發(fā)表在《新建設(shè)》第2期的《論辛亥革命前的國粹主義思潮》一文轉(zhuǎn)引的，現(xiàn)在有的研究此一問題的著作引錄伯納爾，卻遺忘了楊天石，可謂舍近求遠。我也同乎此病，也是在看了傅樂詩等著的《中國近代思想人物論·保守主義》之后，才得知天石兄的貢獻。天石是我多年的好友，他送我的《楊天石文集》就在手邊，如今翻開一看，論國粹主義思潮的大著赫然在目。古人有貴遠賤近之譏，吾輩已無可逃遁矣。天石兄的文章里，還征引了清政府1903年頒布的《學務(wù)綱要》，其中有“重國文以存國粹”字樣，以及張之洞1907年使用“國粹”一詞的情況。(《楊天石文集》，上海辭書出版社，2005，頁146、147)章太炎1906年《東京留學生歡迎會演說辭》提出的“用國粹激動種性”，也為他所引錄。就不要說圍繞《國粹學報》1905年創(chuàng)刊前后國粹學派的言論，更沒有被天石所遺漏。
國粹派重要代表人物之一的黃節(jié)，在寫于1902年的《國粹保存主義》一文中，也明確表示，他們倡議此說是受到日本明治維新時期保存國粹思潮的影響：“夫國粹者，國家特別之精神也。昔者日本維新，歐化主義浩浩滔天，乃于萬流澎湃之中，忽焉而生一大反動力焉，則國粹保存主義是也。”(《壬寅政藝叢書》“政學編”卷五)可知“國粹”一詞確乎來自日本。但一種思潮能夠引起廣泛響應(yīng)，光是外來影響不足以成為原動力，主要還是晚清時期中國自己的文化環(huán)境使然。西潮來得太猛烈了，國人迎之不暇，退而無路。故重新從自己文化傳統(tǒng)中尋找精神的支點，是再自然不過的事情。
對此有天然自覺的是章太炎，他自稱：“上天以國粹付余�！�(《絕命書》)1903年寫給宋恕的信里也說：“國粹日微，歐化浸熾，穰穰眾生，漸離其本�！�(《書信集》頁17)同年致劉師培論經(jīng)學云：“他日保存國粹，較諸東方神道，必當差勝也�！�(同上，頁71)而早此五年的1898年2月，在《與李鴻章》書里，太炎先生已然提出：“會天下多故，四裔之侵，慨然念生民之凋瘵，而思以古之道術(shù)振之�！�(同上，頁19)流露出以古學起今衰之意。至于國粹的內(nèi)涵，章太炎認為主要在歷史，具體說包括語言文字、典章制度和人物事跡三項，也就是歷史和文化。章的學問根基在小學，故一向重視文字語言的研究，以為：“董理方言，令民葆愛舊貫，無忘故常，國雖零落必有與立�！�(同上，頁250)不過太炎先生的“故常”，是不把滿清算在內(nèi)的。所以唐以前的歷史輿地，他格外看重，認為可以作為“懷舊之具”，而其“文章之雅馴，制度之明察，人物之高量，誦之令人感慕無已”(同前)。至于周秦諸子，太炎先生認為“趣以張皇幽眇，明效物情，民德所以振起，國性所以高尚”(同前，頁151)。要之歷史文化和學術(shù)思想，在章太炎那里，被視做國粹的主要內(nèi)容�！秶鈱W報》的另一作者許守微，曾試圖給國粹下一明了的定義，曰：“國粹者，一國精神之所寄也，其為學，本之歷史，因乎政俗，齊乎人心所同，而實為立國之根本源泉也�！�(《國粹學報》1905年第1期)與太炎先生所論實無不同。
但揆諸歷史，我國精神之所寄也多矣，語言文字、典章制度和人物事跡也多矣，難道都可以稱做國粹嗎？所謂粹者，應(yīng)該是同樣事物里面的特別優(yōu)秀者，也即精華部分。世界上所有文明國家，都有自己的語言文字、典章制度和人物事跡，但并不都一律以“粹”相許。所以許地山1945年連載于《大公報》上的一篇文章，對此一問題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的意思，既然叫粹，就不能太降低條件，標準應(yīng)該是很高的，不能光是特有的事物就叫做粹，久遠時代留下來的遺風流俗不必是粹，一個民族認為美麗的事物也不一定是粹。他舉例說，比如當年北平的標準風俗，少不了“六樣”，即天棚、魚缸、
石榴樹，鳥籠、叭狗、大丫頭，如果把這看作是北平的“六粹”，那只不過是俗道而已。因此他說：“我想來想去，只能假定說，一個民族在物質(zhì)上、精神上與思想上對于人類，最少是本民族，有過重要的貢獻，而這種貢獻是繼續(xù)有功用，繼續(xù)在發(fā)展的，才可以被稱為國粹�！�(許著《國粹與國學》，臺灣水牛出版社，1987，頁162)明顯地把有沒有功用和國粹聯(lián)系了起來，而且側(cè)重物化的文明型態(tài)方面，比如書畫、雕刻、絲織品、紙、筷子、
豆腐，以及精神上所寄托的神等等，完全不同于太炎先生的立說。所以許地山又說：
“國粹在許多進步的國家中也是很講究的，不過他們不說是‘粹’，只說是‘國家的承繼物’或‘國家的遺產(chǎn)而已(這兩個詞的英文是National Inheritance,及Legacy of the Nation)。文化學家把一國優(yōu)秀的遺制與思想述說出來給后輩的國民知道，目的并不是‘賽寶’或‘獻寶’，像我們目前許多國粹保存家所做的，只是要把祖先的好的故事與遺物說出來與拿出來，使他們知道民族過去的成就，刺激他們更加努力向更成功的途程上邁步。”(同前，頁165～166)
許地山是小說家兼比較宗教學學者，燕京大學神學院畢業(yè)，曾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和英國牛津大學研究宗教、哲學和民俗學。長期執(zhí)教燕大，逝世前任教香港大學，1941年逝世，只活了49歲。《國粹與國學》就是他逝世的前一年所寫，《大公報》為之連載。許對國粹問題發(fā)言，他講的肯定不是外行的意見。他沒有完全否定“國粹”一詞，但學理和事實上的保留態(tài)度昭然可見。他強調(diào)要把“粹”和“渣”分別開來，再把“粹”和“學”分別開來。
對“國粹”的概念贊成也好，不贊成也好，何以要用“渣”這個不甚雅馴的概念來和“粹”相對應(yīng)？而且并非許地山一人，包括魯迅、胡適在內(nèi)的許多文化身份顯赫的批評者，都有此想。關(guān)鍵是國粹一詞傳到中國，它的詞義已發(fā)生變化。日本明治維新時期以志賀為代表的本國主義者，是將“國粹”解釋為民族性的，或者他們更愿視為一種無形的精神。如果把這樣的解釋移用到中國，我認為會發(fā)生困難。因為我們無法把中國或者中華民族的精神，用最簡潔的話語來加以概括。以往人們常掛在嘴邊的“地大物博、人口眾多、吃苦耐勞”，
以及“天行健，君子自強不息”，或者現(xiàn)在說的“中庸為大”、“和而不同”、“天人合一”等等，當然都是有根據(jù)的好語詞，但如果說這就是中國的無形或者有形的精神，這就是中國的“國粹”，我們自己能認可嗎？我們的歷史太長了，其間民族與文化的變遷太頻繁了。本來是漢族為主體的社會，可中間卻多次被少數(shù)民族客換主位。因此唐朝、宋朝的精神和元朝、清朝就大不一樣。尤其清朝，已經(jīng)讓民族精神的托命人知識分子沒有了精神。另外的一些概括，例如說中國傳統(tǒng)社會是以家族為本位、家國一體，儒家思想是中國傳統(tǒng)社會的核心價值，三綱六紀是中國文化抽象理想的通性，這倒是真實不虛，學術(shù)界未嘗有疑義。但這些可以稱做我們的“國粹”嗎？
清末民初以來，隨著傳統(tǒng)社會的解體，現(xiàn)代社會的始建，“家國”早已不“一體”了。儒家思想的核心價值地位已經(jīng)崩塌�！叭V五倫”在沒有皇帝的社會里，還能夠發(fā)用嗎？孔、孟、荀，易、老、莊，管、孫、韓，的確是我們的偉大的思想家，是我們的驕傲，是我們民族的榮譽，是中華文化的經(jīng)典之源，但他們是我們的，也是整個人類的，如果我們僅僅視為自己的“國粹”，不是太小氣了嗎？況且學術(shù)思想就是學術(shù)思想，哲學就是哲學，作為文明體國家，那都是題義之中的事情，無非你有我也有，我的和你的“心理攸同”，思想的理性表現(xiàn)型態(tài)卻不相同——何“粹”之有？
所以，自太炎先生開始，中國早期談“國粹”的學人，已經(jīng)悄悄把“國粹”的內(nèi)涵，置換成與中國傳統(tǒng)更相吻合的內(nèi)容。章太炎的語言文字、典章制度、人物事跡“國粹”三項說，已經(jīng)不能簡單用民族精神或中國的無形精神來范圍，與其稱這三項為“國粹”，不如叫“國故”更為恰當。事實正是如此，章太炎最喜歡的語詞是“國故”，而非“國粹”。所以他自己頗看重的一本書是《國故論衡》，而沒有叫《國粹論衡》�！皣狻币辉~來到中國以后，如同明以后的儒學，走的是下行路線(余英時先生的觀點)，其精神價值層面逐漸淡薄，物化的價值大大提升。這就是為什么許地山盡量想舉一些可以稱做“國粹”的例證，卻只舉出書畫、雕刻、絲織品、紙、筷子、豆腐等少數(shù)幾項的原因。而吳稚暉則說：“這國故的臭東西，他本同小老婆、吸
鴉片相依為命”。此本不學之誑語，不作數(shù)，但思考的方向，是下行而不是往精神層面走應(yīng)是事實。如今有把京劇、中醫(yī)、國畫作為我們的“三大國粹”的流行說法，也體現(xiàn)了同樣的意思。當然京劇、中醫(yī)、國畫這三項，我想是可以叫做國粹的。也可以再加上中國功夫。這樣看來，許地山也許說對了，是否活著還真的是構(gòu)成“國粹”的一個要件。光是作為遺產(chǎn)保存的文物，比如甲骨文、青銅器、秦磚、漢簡、兵馬俑、宋版書、武則天墓，還真的沒有人叫它們“國粹”。
現(xiàn)在來說“國故”。這是章太炎先生發(fā)明的概念，解釋起來比“國粹”、“國學”都容易。易言之，我們中國、中華民族所有過去時代的典故和故事，都可以叫做國故。典故和故事有口頭的，有紙面上的，當然紙面上的多。所以談國故離不開文字。太炎先生是貨真價實的文字學家，他最有資格談國故。可是國故這個詞，現(xiàn)在也幾乎不用了。你聽哪一位以傳統(tǒng)資源作為研究對象的從業(yè)人員，自稱自己是研究國故的。其實章太炎先生也沒有向別人說他是研究國故的，而是紙面行文，他選擇了這個特殊的詞匯。所以傳揚開，是由于兩個特別的契機：一是1919年年初，傅斯年辦的《新潮》出刊后，劉師培辦了一個旨趣相異的《國故》月刊，兩刊就國故問題展開過討論，傅斯年、毛子水一起上陣；二是1920年胡適在他那篇綱領(lǐng)式的文章《新思潮的意義》里，響亮地提出：“我們對于舊有的學術(shù)思想，積極的只有一個主張，——就是‘整理國故’。”他說：
“這叫做‘整理國故’�，F(xiàn)在許多人自己不懂得國粹是什么東西，卻偏要高談‘保存國粹’。林琴南先生做文章論古文之不當廢，他說，‘吾知其理而不能言其所以然！’現(xiàn)在許多國粹黨，有幾個不是這樣糊涂懵懂的？這種人如何配談國粹？若要知道什么是國粹，什么是國渣，先須要用評判的態(tài)度，科學的精神，去做一番整理國故的工夫�！�(《胡適全集》第一卷，頁699)
試想胡適在五四過后的新文化運動的當口，是何等權(quán)威地位，他這樣睥睨一切的大叫大嚷，能不發(fā)生影響么。何況兩年之后北大國學門就成立了，“整理國故”成為國學門的基本旨趣。
胡適不同于章太炎的地方，是他明確提出了用科學的方法“整理國故”的口號。但對太炎先生，他不忘給予尊禮。他說：“自從章太炎著了一本《國故論衡》之后，這‘國故’的名詞，于是成立�！�(《研究國故的方法》)顧頡剛也說：“整理國故的呼聲倡始于太炎先生，而上軌道的進行則發(fā)軔于適之先生的具體的計劃�！�(《古史辨》第一冊自序)盡管如此，上世紀20年代還是因了“國故”兩字而有許多討論，單是許嘯天編的《國故學討論集》，就有足足的三冊。大家一致的看法是，國故就是我們以往歷史文化的那些東西，對國故進行研究，就是國故學，也可以簡稱為國學。如同胡適在《國學季刊》的“發(fā)刊宣言”中所說：
“‘國學’在我們心眼里，只是‘國故學’的縮寫。中國的一切過去的文化歷史，都是我們的‘國故’；研究這一切過去的歷史文化的學問，就是‘國故學’，省稱為‘國學’�！�
胡適之先生果然講得明白，我想我們對國學這一概念的義涵，完全可以達成一致了。
2. 國學與現(xiàn)代學術(shù)分科
但事情還沒有那樣簡單。當我們探討國學的時候，有一個問題時時伴隨著我們不肯離去，這就是國學和現(xiàn)代學術(shù)分科的關(guān)系問題。正是鑒于此，百年以還對國學的概念提出質(zhì)疑的學人亦復(fù)不少。最具代表性的是何炳松先生，1929年他發(fā)表的《論所謂“國學”》一文，提出的口號是：“中國人一致起來推翻烏煙瘴氣的國學！”理由有四：一，來歷不明；二，界限不清；三，違反現(xiàn)代科學的分析精神；四，以一團糟的態(tài)度對待本國的學術(shù)。何炳松講的要推翻國學的這“四大理由”，能否都站得住腳，是另一個問題，我們不妨先看兩段他的論述文字，然后再作價值判斷。第一段文字：
“我們知道德國對于世界學術(shù)上最大的貢獻是科學和史學，法國對于世界學術(shù)上最大的貢獻是文學和哲學，美國對于世界學術(shù)上最大的貢獻是各種新的社會科學，英國對于世界學術(shù)上最大的貢獻是文學、經(jīng)濟學和政治學，日本對于世界學術(shù)上最大的貢獻是東洋的史地學。他們對于世界的學術(shù)都是各有貢獻，但是他們都絕對沒有什么國學。我們試問自己既然自命有一種國學，那么中國國學的特質(zhì)是什么？他的真價值究竟怎樣？他們對世界學術(shù)究竟曾經(jīng)有過一種什么貢獻？假使我們自問對于中國國學的特質(zhì)、價值，和他們對于世界學術(shù)的貢獻，我們都一點不知道，那末所謂國學究竟是什么東西？”(《何炳松文集》第二卷，商務(wù)印書館，1997，頁382)
第二段文字：
“我們研究史學的人，為什么不愿專心去研究中國的史學，而要研究國學？我們研究文學的人，為什么不愿專心去研究中國的文學，而要研究國學？我們研究哲學的人，為什么不愿專心去研究中國的哲學，而要研究國學？我們研究天算的人，為什么不愿專心去研究中國的天文和算學，而要研究國學？我們當現(xiàn)在分工制度和分析方法都極發(fā)達的時代，是否還想要做一個“大壇場”上的“萬物皆借于我”的朱熹？中國的史學還不夠我們的研究么？史學家我們不屑屈就么？中國的文學還不夠我們的研究么？文學家我們不屑屈就么？中國的哲學還不夠我們的研究么？哲學家我們不屑屈就么？中國的天文算學還不夠我們的研究么？天文學家算學家我們不屑屈就么？”
何炳松上述第一段文字，意在探討國學與世界各國學術(shù)的互動問題。既然德、法、美、英等學術(shù)發(fā)達并且對世界學術(shù)有過重要貢獻的國家，他們都不以本國學問籠統(tǒng)自命，該是哪一學科領(lǐng)域的貢獻就是哪一學科領(lǐng)域的貢獻，哲學就是哲學，史學就是史學，文學就是文學，經(jīng)濟學就是經(jīng)濟學，政治學就是政治學，科學就是科學，我們卻以一個國學概括自己的全部學術(shù)，何炳松認為“在現(xiàn)今科學昌明的時代，決不容許的”。他當然說得有些絕對，但基本義涵不見得全無道理。
世界各國的學術(shù)，其為“學”，是相通的，甚至是相同的，不同的是完成“學”的方法、途徑和形態(tài)。中國哲學和德國、法國以及英國的哲學，研究對象和試圖解決的問題，都離不開人、生命、宇宙、自然秩序，都想深入到“玄”或曰“真際”的世界，并希望用玄理給出“攸深”的結(jié)論。中國哲學的“近譬諸身”的講求實際的特點，固然也，這在先秦儒家那里表現(xiàn)的最為明顯。但中國哲學也是從不回避對“玄理”的探究的，這有易、老、莊“三玄”經(jīng)典為證。朱熹哲學其實已經(jīng)“玄”得可以了，他說的那個“理”，你能看得見摸得著嗎？只不過還有些“拖泥帶水”，在純哲學家眼里還不夠徹底而已。但中國哲學的論理形態(tài)又是與西方不同的，比如說中國先哲并不以追求體系為能事，而西方哲學恰恰需要體系化。但這絲毫不影響易經(jīng)、老子、莊子、孔子、墨子，在世界哲學史上的地位。那么又何必用一個籠統(tǒng)的國學與人家各個學科相對應(yīng)，而不是以哲學對哲學，文學對文學，史學對史學，然后加以比較研究，透過表現(xiàn)形態(tài)的“異”，尋找人類智慧結(jié)晶的“學”和“理”的大“同”呢？
何炳松的上引第二段文字，說的是現(xiàn)代學術(shù)分科的結(jié)果，已經(jīng)使得國學獨立義涵的應(yīng)用性大為減弱。中國傳統(tǒng)學術(shù)是經(jīng)史子集“四部之學”，向現(xiàn)代學術(shù)轉(zhuǎn)變以后，已為藝術(shù)、文學、史學、哲學諸學科所置換，總稱做人文學科。中國古代原無社會科學，經(jīng)濟、法律等社會科學，民國以后才開始重建�，F(xiàn)代社會國際間學術(shù)互動頻繁，而學術(shù)互動都是分學科進行的，如果人家來的是哲學方面的代表人物，我們對之以國學，來的是史學或者文學團體，我們也對之以國學，豈非笑話。其實胡適當年在號召“整理國故”的時候，就已經(jīng)提出，要文學的歸文學，哲學的歸哲學，史學的歸史學。因此對中國傳統(tǒng)學問作分學科研究，比攏在一起的國學概念要切實得多。實際上也沒有哪個現(xiàn)代學人以研究國學自許。假如你向一位研究古典文學或者哲學史或者歷史學的學者發(fā)問，請教他如今治何學，他大約連古典文學、哲學史、歷史學這些現(xiàn)成的概念都不肯用，而是更具體的或唐代文學或明清小說，以及宋明理學或晚清諸子學，乃至宋史、明史、清史等等，已經(jīng)自己覺得不免空闊。他絕對不敢說，他老先生是研究國學的。如果他講了，你即使不會被嚇著，也會驀地一驚。
國學這一概念其實是有局限的，我們使用的時候，需要小心小心，切不可你也國學，我也國學，大家彼此一下子熱起來。更不要花費心思去選舉“國學大師”。我們晚學不敢與聞是自然的，我們的長輩恐怕也會望而卻步�！皣鴮W大師”的名號，不是誰都可以接過來的，20世紀至今這一百年，能夠榮此稱號者，除了章太炎和他的弟子黃侃(還可以加上王國維)，惟錢賓四、張舜徽足以當之。魯迅誠然是大作家，大學者，但如果你尊他為國學大師，他會站起來罵你一通。錢鐘書先生，我們都認為他的學問著實了得，可是你要稱他為國學大師，他肯定不會接受。還不是謙虛不謙虛的問題，很可能他并不認為這是一項榮譽。即使陳寅恪，還是徑直稱他為史學家更為恰當。1990年代初，百花洲出版社有《國學大師叢書》的擬議，來京約請部分涉足傳統(tǒng)學問領(lǐng)域的學人座談，我當時就覺得名單開列得過寬，魯迅、蔡元培、賀麟、林語堂、張元濟、歐陽漸，都算做國學大師了。這些人當然都是了不起的大家，可就是不宜于稱他們?yōu)閲鴮W大師。蓋國學有寬窄兩重義涵，寬的就是胡適所說的，凡研究一切過去歷史文化的學問，就是“國故學”，也就可以簡稱為國學。后來大家普遍接受的國學就是中國傳統(tǒng)學術(shù)的說法，其實也是比較寬的義涵。國學的窄一些的義涵，應(yīng)與經(jīng)學和小學聯(lián)系在一起。不通經(jīng)學，不明小學，國學大師的稱號宜乎與其無緣。
曹聚仁在分疏1920年代的國學的時候，曾把北大國學門和無錫與上海的國學專修館區(qū)以別之，他寫道：“國學之為物，名雖為一，實則為三。北京國學研究所之國學，‘賽先生’之國學也。無錫之國學專修館，冬烘先生之國學也。上海之國學專修館，神怪先生之國學也。三者在理決無合作之余地，吾輩認明商標，庶不致誤�！�(《國故學之意義與價值》，許嘯天編《國故學討論集》第一集，群學社，1927，頁85)他對上海、無錫兩地國學專修館的謚語，也許有偏因而不足為據(jù)，但說北大國學門的國學是“賽先生”的國學，即科學的國學，是完全沒有錯的。我們今天是否已經(jīng)發(fā)生了與“賽先生”成截然反對的國學，限于聞見，我無法判斷，但如果國學“熱”得失卻章法，亂了方寸，預(yù)期“神怪”、“冬烘”之“國學”一定不會出現(xiàn)，則我不敢必也。引曹不必盡信曹，前朝歷史，去之未遠，誡之可耳。
3. “國學”一名“將恐不立”
國學是一個歷史的概念。清末民初，20世紀頭一二十年，東西方文化沖突劇烈，傳統(tǒng)和現(xiàn)代的整合漫無頭緒，當時第一流的知識人士如章太炎如梁啟超如胡適之，遂倡國學以激發(fā)種性的文化自覺，以至于北大、清華我國現(xiàn)代學術(shù)的重鎮(zhèn)也起來推動。他們這樣做是有充分理由的，歷史作用早已昭然于當時和后世。問題是我們今天，歷史已經(jīng)跨越百年后的21紀，我們還需要原封不動地維持當初那種義涵的國學嗎？
現(xiàn)代的學科劃分和學術(shù)分類是越來越細了，一個人能夠在某個單獨細小的子門類里作出學術(shù)貢獻，就已經(jīng)很不錯了，哪里還能夠明小學而且通四部。不僅不能，甚至也不一定需要。現(xiàn)代科學知識和東西方多元文明的吸取，仍然是青少年進學的第一需要。本民族傳統(tǒng)文化資源的掌握自然必不可少，但中國傳統(tǒng)文化和文化傳統(tǒng)的概念，或兩者加起來中國文化的概念，比國學要開闊明朗得多。我們講中國文化的特質(zhì)，世界各個地方的朋友都喜歡聽愿意看，也看得明白聽得懂。但一講國學，人家就懵懂了。
錢穆先生在他的著名的《國學概論》中，第一篇第一句話就說：
“學術(shù)本無國界。國學一名，前既無承，將來亦恐不立。特為一時代的名詞�！�
我們可以稱做國學大師的錢賓四先生，都說國學這個名詞是一個有時代性的名詞，歷史淵源既無從承繼，將來恐怕也就難以成立。他說得再明白不過，像胡適給國學下的定義一樣明白無誤。
其實不僅錢穆先生，還有一位我本人敬之為20世紀最大的儒者，其為學的本我境界讓梁漱溟、熊十力稍遜一籌的馬一浮，也持有與錢穆相同的看法。馬先生深于玄言義理，講求立身本末，論學不入講舍，儒fo兼通。蔡元培1916年請他到北大任文科學長一職，他謝絕了。但抗戰(zhàn)時期，國家處于危難之中，他不得已應(yīng)
浙江大學校長竺可楨的邀請，先后在江西泰和、廣西宜山開國學講座，闡揚“六藝之學”�！短┖鸵松綍Z》一書，就是他兩地講論的結(jié)晶。
因所立之名叫“國學講座”，所以講論伊始，馬一浮便先對國學的概念作了詮釋。他說：
“國學這個名詞，如今國人已使用慣了，其實不甚恰當。照舊時用國學為名者，即是國立大學之稱。今人以吾國固有的學術(shù)名為國學，意思是別于外國學術(shù)之謂。此名為依他起，嚴格說來，本不可用。今為隨順時人語，故暫不改立名目。然即依固有學術(shù)為解，所含之義亦太覺廣汎籠統(tǒng)，使人聞之，不知所指為何種學術(shù)�！�(《馬一浮集》第一冊，浙江古籍出版社，1996，頁9)
馬一浮先生同樣說得再明白不過，即國學在他看來是一籠統(tǒng)不明確的概念，而且此一概念的產(chǎn)生是“依他起”，因此馬先生連續(xù)給定了兩個否定語詞，一曰“不甚恰當”，二曰“本不可用”。他的態(tài)度是很決絕的。這并不難理解，因為國學所“依”的那個“他”，是變化著的，“他”變化了，國學這個概念勢必隨之發(fā)生變化。馬一浮先生對我國傳統(tǒng)學術(shù)的名理以及fo學的義理，有極深湛的造詣，解一詞名一物，都能從學理上疏證得令人信服。
果如馬一浮先生所言，如今國學所依賴的那個“他”，即外國的學術(shù)早已發(fā)生不知凡幾的變化，中國固有學術(shù)和中國傳統(tǒng)文化，也已經(jīng)在現(xiàn)代詮釋中獲得新的生命。國際間的學術(shù)文化的交流互動到了一個全新的時期。學術(shù)乃天下之公器的理念，從來沒有像現(xiàn)在這樣獲得幾乎全世界學界人士的認同。錢鐘書先生喜歡的話語是：“東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學北學，道術(shù)未裂�！毖詢�(nèi)之意也是表述的此情此理。那末，我們還有何種必要，將我中華民族幾千年的皇皇學術(shù)，以“國學”二字自秘起來或者包裹起來，自劃畛域，以至造成我民族與世界文明的人為裂痕？
總之國學這一概念，是當我國近現(xiàn)代歷史轉(zhuǎn)型時期應(yīng)時而生的一個特指名詞，是“一時代的名詞”(錢穆)，是“不甚恰當”的名詞(馬一浮)。如今歷史已進入21世紀，我們在揚榷古今、斟酌中西、權(quán)衡利弊之后，主張“廣汎籠統(tǒng)”的“國學”應(yīng)該緩行、少行乃至不行，庶幾不至于有背統(tǒng)趨新之嫌罷。區(qū)區(qū)之意，尚待明學之君子正之。
不過在結(jié)束此長文的時候，我想提出一項建構(gòu)國家未來學術(shù)大廈的建議。這就是學術(shù)界和傳統(tǒng)資源研究的從業(yè)人員，雖然應(yīng)該少或竟不用國學這個概念，但我卻建議小學生的課程設(shè)置，增加國學一科。名稱就叫做《國學》，內(nèi)容以“六藝”為主，就是孔門之教，就是《詩》、《書》、《禮》、《樂》、《易》、《春秋》。當然采擇應(yīng)該精要，注釋宜于簡明，不妨以白文為主。這樣將來終會有一天，所有中國人的知識結(jié)構(gòu)里面，都有我們?nèi)A夏民族最高端的文本經(jīng)典為之奠基，使之成為中華兒女的文化識別符號。
馬一浮豈不云乎：“國學者，即是六藝之學。”
(作者系中國藝術(shù)研究院中國文化研究所所長，本文系《論“國學”應(yīng)該緩行》的最后一部分。)
來源:21世紀經(jīng)濟報道
